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如同缠绵不去的亡灵，在“老教堂”高地的上空盘旋、扭曲。混合着血腥、焦土和碎裂木材的气味，构成了一幅胜利之后独特而刺鼻的画卷。然而，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除了忙碌的医护兵、押送俘虏的士兵和清理战场的工兵，还活跃着另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他们手持相机、笔记本，或紧张，或兴奋地穿梭在弹坑与废墟之间，用他们的笔和镜头，贪婪地捕捉着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是随军记者。来自布加勒斯特《时代报》、《罗马尼亚日报》的国内记者，以及幸运地（或者说有先见之明地）被分配到迪米特里耶将军师部的几位外国通讯员，其中就包括英国《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阿瑟·彭伯顿。
彭伯顿是个瘦高个，戴着眼镜，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惯有的、略带挑剔的冷静。但此刻，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他，也无法完全抑制内心的震动。他站在高地顶部，脚下是泥泞与血水混合的土壤，环视着这片刚刚经历了一场闪电般突击的阵地。被炸毁的保加利亚机枪掩体还在冒着缕缕青烟，罗马尼亚士兵正在将一面巨大的三色旗牢牢固定在最高点，旗帜在河畔吹来的寒风中剧烈抖动着，发出猎猎的声响，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那个被一群军官和侍卫簇拥着的年轻身影上——埃德尔王储。王储殿下没有待在安全的后方指挥所，而是就在这里，在这片刚刚停止厮杀的前线。他身上的军装沾满了泥点和不明显的深色污渍，脸上带着硝烟熏燎的痕迹，疲惫清晰地刻在他的眼角眉梢，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里面燃烧着一种混合了胜利喜悦、对伤亡的痛惜以及不容置疑的坚定意志的光芒。
“不可思议……”彭伯顿喃喃自语，他快速在笔记本上写下：“公元191X年冬，卡拉奥尔曼地区。罗马尼亚王储埃德尔，于黎明时分亲率其神秘部队‘近卫连’，以大胆至极的侧后渗透战术，突袭并一举攻克保加利亚军坚固据点‘老教堂’高地。此举不仅扭转此间战局，更或预示一种全新战争模式之诞生……”
他没有停下，而是快步向王储的方向走去，其他记者见状也立刻围拢过去。士兵们试图阻拦，但埃德尔看到了他们，微微点了点头，示意放行。
“殿下！《泰晤士报》阿瑟·彭伯顿。”彭伯顿率先开口，语气保持着职业的克制，“能否请您谈谈这次成功的突击？尤其是，您为何会选择亲自带队，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
埃德尔看着眼前这群眼神热切的记者，他深知他们的力量。舆论，是无形的战场，其重要性有时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拼杀。他需要借助他们的笔，将这场胜利，将新式军队的理念，传递出去。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虽然略带沙哑，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危险与否，并非衡量行动的唯一标准，彭伯顿先生。关键在于是否必要。‘老教堂’高地扼守要冲，正面强攻必然代价惨重。近卫连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用最小的代价，打开胜利之门。而我作为这支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指挥官，在它首次投入实战时，与我的士兵同在，是责任，亦是荣耀。”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周围那些虽然疲惫却挺直脊梁的近卫连士兵。“至于战术，并无太多神秘之处。无非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利用了黑夜和地形，找到了敌人防御的薄弱点，然后以坚决果断的行动，将其撕裂。这证明了，严格的训练、精良的装备，以及……嗯，一些非传统的思维，能够有效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殿下，您提到的‘非传统思维’是指什么？是否指您推行的军事改革，包括这些，”彭伯顿指了指士兵们手中那些与普通罗马尼亚步兵迥异的武器——带弹鼓的冲锋枪、轻便的麦德森机枪，“新式装备？”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罗马尼亚军队变得更有效率，更能适应现代战争。”埃德尔避开了直接的政治敏感点，将话题集中在军事层面，“武器是士兵的延伸，合适的武器能让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罗马尼亚的士兵，能以更小的牺牲，赢得他们本该赢得的胜利。”
他的话语朴实，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记者们飞快地记录着。国内记者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兴奋，他们已经构思好了头条标题——《王储神兵天降，卡拉奥尔曼大捷！》、《近卫连初露锋芒，新战术震撼前线！》。而彭伯顿这样的国际观察家，则从中嗅到了更深层的信息：这位年轻的王储，不仅拥有勇气，更拥有清晰的军事思想和改革决心，他正在试图将一支旧式军队，拖入二十世纪的战争模式。
记者们没有停留太久，他们像发现了宝藏的探险家，立刻分散开来，去挖掘更多细节。他们采访普通的近卫连士兵，听他们用仍带着激动颤音的语气描述夜间渗透的紧张、突击时的迅猛、王储殿下如何与他们一同冲锋；他们拍摄被摧毁的保加利亚机枪巢、堆积如山的缴获武器、以及那一长串垂头丧气的俘虏；他们甚至找到了手臂负伤、正在接受包扎的连长安东内斯库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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