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八晌午，马伯庸正靠着炕头假寐，院墙外飘进来几句闲话，让他眼皮子一跳。
“……南边遭了涝，灾民乌泱泱往北涌呢。”
“衙门下了文，让各府警醒着点……”
他蹭到窗边，从缝里往外瞄——是俩扫院的小厮，正把落叶往簸箕里拢。话头已经转到晚上吃什么去了，可刚才那两句，像细针似的扎进他耳朵里。
流民北上。
路上就不太平了。
他坐回炕沿，手心有点发潮。原打算等府里最乱的时候走，现在看，外头的乱，怕是来得更快。
打那天起，他把自己彻底“焊”在了屋里。
门一天到晚闩着，窗也只晌午开条缝透口气。饭是长兴端到门口，他接进来，吃完再把空碗搁出去。上茅房都得挑人最少的时候，裹着衣裳缩着肩，脚步虚得像是踩在云彩上，走几步就得扶着墙喘。
有两回在院里撞见林之孝，他没等对方开口，先就撕心裂肺地咳起来，咳得腰都直不起，脸憋成猪肝色。林之孝看着他直摇头：“回去躺着吧，这风硬，别再见重了。”
他就真“听话”地回去，闩上门，把这间小屋变成密不透风的堡垒。
可堡垒里这人，耳朵一直支棱着。
每天长兴送饭来，隔着门板，他总会“随口”问上两句。
“今儿外头……还那样？”
长兴是个实心眼，问啥说啥：“还乱！太太屋里和大奶奶屋里又杠上了，为着库房几匹杭绸，一个说要裁夏衣，一个说要留着送节礼，吵得能掀屋顶。”
“二奶奶那边呢？”
“昨儿夜里又请了太医，开了新方子。平儿姐姐眼睛……肿得跟桃儿似的，出来说话声儿都是哑的。”
马伯庸在门里头“嗯”一声，不多问了。等脚步声远了，开门把食盒提进来，坐在炕沿上，就着一碟酱瓜、两个馒头，慢慢嚼，慢慢咽，也慢慢咂摸这些话里的滋味。
府里还在乱，王熙凤还没起色——这就够了。乱，才没人顾得上他；没起色，那最终的时刻就在一天天逼近。
四月二十，天阴得沉，像是要压到屋脊上。
马伯庸闩死门，又搬了把椅子抵住。这才挪开炕头那块早就松动了的青砖。手指探进去，触到油布包冰凉的边角。
拿到桌上，就着窗外那点惨淡的天光，一层层解开。
最里头是三张纸：一张二十两面额的银票，边角都磨得起毛了；一张保定府十里铺的小院房契；还有一张地契，上头“旱地三亩”几个字，墨色已经发暗。
他把这三张纸在桌上摊平，手指从那些字迹上抚过去。银票是“丰裕号”的，老字号，南北通兑。房契地契上的官印，朱红虽然旧了，但印泥吃进纸纤维里，轮廓硬邦邦的。
他的指头在“周安”两个字上停了停——这是陈老板三年前就帮他备好的新名字。当时还觉得多此一举，现在摸着，却像摸着救命符。
看了足有一盏茶的工夫，他才依原样包好，塞回那个黑黢黢的墙洞，把砖推回去，严丝合缝，像什么都没动过。
接着是枕芯。他摸到侧边一道隐秘的缝线，用指甲挑开，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粗布小袋。哗啦一声倒出来，黄澄澄的铜钱在炕席上铺开一片，足有八百文。他一个个数过去，不是信不过，是需要这重复的动作让自己定神。数完了，重新装袋，这次缝的时候，针脚走得又密又狠——最后一次了。
最后，他从炕柜最底层拽出那个蓝布包袱。解开活扣，里头是两身半旧的深灰布衣裤，一身夹的，一身单的；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鞋底纳得厚实；还有件说不上什么颜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但棉花絮得足。
他把衣裳抖开，对着窗光，一寸寸地看。领口、袖肘、膝盖、腋下……这些容易磨破的地方，都仔细检查过。还好，只有些浮线，没有破洞。布鞋的底子，他两手握住弯折了几下，听听线有没有崩开的细响。旧棉袄凑近闻了闻，除了樟脑丸味儿，没别的霉腐气。
查完了，他盘腿坐在炕上，把这几样东西一样样重新叠好，归置进包袱里。打结时用了特别的手法，不是常见的死结，而是一扯就开的活扣。早年走南闯北时跟一个老镖师学的，说“遇事的时候，快一步可能是生，慢一步可能就是死”。
包袱打好，掂了掂，十来斤。背在肩上不至于太累赘，也不会轻飘飘得惹人疑心。
他没藏回去，就搁在炕头里侧，用薄被虚虚搭住一角——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
四月二十二，傍晚，长兴送饭来时，脸色不对劲，放下食盒没像往常那样立刻走。
“管事……”他咽了口唾沫，声儿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什么，“二奶奶那边……怕是不大好了。”
马伯庸正拿起一个馒头，手停在半空：“怎么说？”
“昨儿夜里，吐了……吐了好多血，褥子都浸透了。请去的太医，把完脉直摇头，话都没说几句就走了。”长兴的声音有点发颤，“平儿姐姐今儿早上出来吩咐事情，眼睛红得吓人，跟下头人说……让各房心里都……都有个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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