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年关近了。
府里忙得脚打后脑勺，各房都要对年货、发赏钱、贴桃符。马伯庸混在人堆里，该点数点数，该记账记账，脸上还是那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只有他心里清楚，自个儿揣着事。
三天了。从鼓楼西大街回来，整整三天。
这三天他夜里总睡不踏实，躺在冰凉的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陈老板那些话。保定，十里铺，四十二两，周安。这些字跟烙铁似的，烫在心口。
白天还得当差。有回对着账本，愣是看了半天没看进去一个字。旁边的小厮福贵凑过来：“马管事，这页您都看三遍了。”
马伯庸这才回过神，掩饰地咳了一声：“年纪大了，眼睛花。”
“您才三十出头呢。”福贵笑嘻嘻的。
马伯庸没接话，低头继续看账。心里想，三十出头，在贾府当了十二年差。要是这步棋走对了，还能有下半辈子。要是走错了……
他不敢往下想。
腊月二十九，马伯庸又去了鼓楼西大街。
这回没赶车，走着去的。腊月里的风刮脸，街上行人少了许多，都躲在家里忙年。陈记香烛铺门口挂着“年关歇业”的牌子，门虚掩着。
马伯庸推门进去。铺子里没人，货架上的香烛纸码摆得整整齐齐，柜台后头空着。
“陈老板？”他喊了一声。
后头帘子一掀，陈老板出来了，身上沾着些纸屑，像是刚在后院扎完元宝。
“马管事来了。”陈老板摘了袖套，“我还当您得过完年才来。”
“年前事多，怕年后更抽不开身。”马伯庸说着，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包，放在柜台上。
布包不大，落在木头柜台上“咚”的一声闷响。
陈老板没急着拿，先给马伯庸搬了凳子，又去后头提了壶热茶出来。茶是粗茶，倒在碗里颜色深，热气在冷空气里冒起白烟。
两人坐下，一时都没说话。
外头街上远远传来几声零星的爆竹响，那是心急的孩子提前放了炮仗。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显得格外清楚。
“马管事可想好了？”陈老板先开口。
马伯庸端起茶碗暖手：“想好了。就按您说的，四十二两，保定十里铺那院子。”
“那院子我堂兄又去看了一回。”陈老板喝了口茶，“正房两间，厢房一间，院子不大，但井是甜水井。屋瓦有些旧，得补几处，不过不费大事。”
“地契房契都齐全？”
“齐全。”陈老板说，“老秀才的侄子等着用钱，年前就想出手。我堂兄压了压价，四十二两是底了，再低人家就不卖。”
马伯庸点点头。他从布包里取出四张银票，都是十两面额的，又加上二两碎银子，推过去：“这是四十二两，您点点。”
陈老板接过，一张张对着光看了水印，掂了掂碎银子，收进怀里贴身口袋。
“剩下的八两，”马伯庸又推过去，“二两是给您的辛苦钱，六两打点衙门和您堂兄。事成之后，我再谢。”
陈老板这回没推，把那八两收了，却从怀里掏出个更小的布袋推回来：“马管事，这二两您收回去。”
马伯庸一愣。
“我开铺子二十年，规矩是规矩。”陈老板说，“牵线搭桥，该收的我收。但这二两，等事成了再给。万一……我是说万一，事情有变，这钱我不能白拿。”
话说得实在。马伯庸心里一暖，把那二两收回：“那就依您的。”
“房契上的名字，”陈老板从柜台下取出纸笔，“您再说一遍。”
“周安。”马伯庸说，“周全的周，平安的安。生辰是康熙四十年三月初八，保定府清苑县人。”
陈老板提笔记下，字写得端正。写完又问：“这周安……跟您是什么亲？”
“远房表舅。”马伯庸早想好说辞，“早年间迁到保定，断了联系。前些年才听说，老人家过世了，无儿无女。用他的名，官府查起来，也能圆上。”
“那过户的时候……”陈老板抬眼。
“就说我是他外甥，受托料理身后事。”马伯庸说，“委托文书，我回头写一份，按上手印。您堂兄在衙门，应该能办？”
陈老板沉吟片刻：“能办。就是得多打点些。”
“该打点的打点。”马伯庸说，“只要事办成。”
两人又说了些细节。院子在哪条街、第几家，左邻右舍都是什么人，田产有没有——陈老板说院子后头有半亩菜地，算是搭送的。还有每年的赋税多少，怎么交。
马伯庸听得仔细，在心里一一记下。听到赋税时，他问：“一年要交多少？”
“丁银三钱，粮税看年景，丰年一斗左右，荒年减半。”陈老板说，“那院子小，税不多。”
马伯庸心里算了算。三钱银子，三百文。他现在的月钱是二两，若在贾府继续干，倒是不愁。可要是出去了……
他摇摇头，不想那么远。先有落脚的地方，再谋生计。
“还有个事，”陈老板压低声音，“马管事打算什么时候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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