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龙抬头。
长安城的积雪已化尽，街道两侧的柳树抽出嫩黄的新芽，春风带着泥土的气息拂过宫墙。但太极宫内的气氛，却比残冬时更加凝重。
今日大朝会，议题只有一个——整顿吏治。
御座上，杨广的脸色比前些日子更显疲惫。昨夜批阅奏章至子时，今晨起来时眼底还带着血丝。但他的声音依旧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元稷一案，诸卿都知道了。”他缓缓扫视殿中百官，“卖官鬻爵，纵子行凶，勾结地方，草菅人命——这样的吏部尚书，是怎么当上尚书的？”
殿中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与皇帝对视。
“吏部考核不严，御史台监察不力，刑部执法不公。”杨广一字一句，“若不是太子偶然查获，朕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他拿起一份奏章，重重摔在御案上：
“这上面，是元稷这五年经手的官员升迁名录——一百三十七人。其中，真正凭政绩升迁者，不足三成！余者，要么是门阀子弟，要么是花钱买官，要么……是元稷的亲朋故旧！”
殿中响起压抑的吸气声。
“朕要问，”杨广站起身，声音陡然提高，“这样的吏治，如何治国？这样的官员，如何安民？”
他走到御阶前，俯视着跪了一地的臣子：
“朕登基十四年，修运河，建东都，征高句丽，开科举——哪一件不是为了大隋的千秋基业？可你们呢？你们在做什么？在结党营私，在贪赃枉法，在喝民血，食民膏！”
最后八个字，说得咬牙切齿。
跪在前排的几位重臣，额头冷汗涔涔。
“所以，”杨广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平静，“吏治，必须整。而且要狠狠地整。”
他转身看向杨昭：
“太子。”
“儿臣在。”杨昭出列。
“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不是问“要不要整”，而是问“怎么整”。
而且，把问题直接抛给太子。
杨昭心中了然。他撩袍跪地，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备好的奏疏：
“父皇，儿臣以为，吏治败坏，根源在于两点：一是监督不力，二是惩治不严。”
他展开奏疏：
“御史台虽有监察之责，但人员有限，且多集中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对地方州县鞭长莫及。刑部、大理寺虽有执法之权，但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往往一桩贪腐案，从立案到审结，动辄数月甚至数年——这期间，足够贪官销毁证据、转移财产、疏通关系了。”
殿中众臣屏息。
太子说的，是实情。
也是痛点。
“所以，儿臣斗胆提议——”杨昭抬起头，朗声道，“设立‘内卫稽查司’！”
五个字，如石破天惊。
“何为‘内卫稽查司’？”杨广问。
“直属陛下，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杨昭一字一句，“专司监察百官、侦缉不法、审理要案。人员精干，行动迅捷，可直达天听，可先斩后奏。”
话音落下，殿中炸开了锅。
“不可！万万不可！”吏部尚书郑善果第一个跳出来——元稷倒台后，他暂代尚书之职，“如此机构，权力过大，必成祸患！且与御史台、刑部职能重叠，徒增混乱！”
“郑尚书此言差矣。”杨昭立即反驳，“内卫稽查司，只办大案要案，只查重臣要员。寻常官员违纪，仍由御史台、刑部按律办理。这叫——抓大放小，突出重点。”
“那权力呢？”兵部尚书段文振也出列，“‘先斩后奏’，岂不是将生杀大权，交于一人之手？”
“段尚书多虑了。”杨昭转身面对他，“内卫稽查司虽有权拘捕、审讯，但定罪量刑，仍需报陛下圣裁。所谓‘先斩后奏’，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要犯逃脱或串供，可先行控制——事后，仍需补全手续，交由三司复核。”
他顿了顿，补充道：
“而且，内卫稽查司的所有行动，都必须记录在案。每案一档，每审一录，随时可供陛下查阅。若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者，严惩不贷！”
这话说得周密，堵住了大部分质疑。
但反对声依旧不断。
“太子殿下，”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缓缓开口，“老臣有一问：此司人员从何而来？若从现有官员中选拔，难免盘根错节，查案时投鼠忌器。若从民间招募，又恐良莠不齐，败坏朝纲。”
这个问题很刁钻。
杨昭却笑了：“孔祭酒问得好。所以，内卫稽查司的人员，必须严格筛选——一要身家清白，二要能力出众，三要……与现有官僚体系无瓜葛。”
他看向御座：
“儿臣建议，首批人员，可从军中选拔。将士们久在行伍，与文官系统少有牵连，且令行禁止，忠诚可靠。”
军中？
殿中不少文官脸色一变。
让武人来监察文官？这简直是……
“荒唐！”郑善果怒道，“武人粗鄙，如何懂得查案审案？太子殿下，您这是要乱了朝纲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