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殿内，落针可闻。御史刘治那番慷慨激昂、几乎是指着鼻子控诉的弹劾，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更是汹涌的暗流。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太子杨昭身上，等待着他的反应——是惊慌失措的辩解，还是年轻气盛的反唇相讥？
然而，杨昭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没有立刻出声，甚至脸上都未见丝毫怒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微微垂着眼睑，仿佛在聆听，又仿佛神游天外。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默，反而带来一种深不可测的压力，让刘治那番看似义正辞严的指控，莫名地少了几分底气，多了几分躁动。
终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在刘治因激动而微微喘息的间隙，杨昭缓缓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平静如水，先是扫过脸色因亢奋而泛红的刘治，然后转向御座之上的杨广，躬身一礼，声音清晰而沉稳，不见半分火气：
“父皇，刘御史忠心体国，闻风奏事，乃是其职责所在。儿臣听闻此劾，亦深感震惊，不得不为刘御史所言之‘河东乱象’扼腕。”
他这话一出，不仅刘治愣住了，连许多等着看好戏的大臣也怔住了。太子这是什么意思？认怂了？还是以退为进？
杨昭没有理会众人的错愕，继续不疾不徐地说道：“然，正因为此事关乎国本，关乎民心，更关乎父皇之清誉与朝廷之法度，儿臣以为，断不可偏听偏信，亦不可空口无凭。刘御史所言种种，无论是‘与民争利’、‘纵匪行凶’，亦或是‘动摇国本’，皆需实证支撑。否则，岂非成了构陷储君，混淆圣听？”
他的语气依旧平和，但话语中的分量却陡然加重，“构陷储君，混淆圣听”这八个字，如同冰锥，刺得刘治脸色微微一白。
“太子殿下！臣所言句句属实！皆有河东商民泣血上告为证！” 刘治急忙争辩。
“上告？” 杨昭嘴角勾起一丝微不可查的弧度，那弧度冰冷而带着讥诮，“不知刘御史所言泣血上告之商民，可是特指那太原祁县巨贾，王百万，王仁贵？”
刘治心中一突，硬着头皮道：“正是！王公乃河东良善商贾之代表，其遭遇，足可窥见殿下举措之失当！”
“良善商贾？代表？” 杨昭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两个词，仿佛听到了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他终于将目光完全转向刘治，那双原本平静的眼眸中，骤然迸射出锐利如刀的光芒！
“好一个‘良善商贾’！好一个‘商贾代表’！” 杨昭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压过了殿内所有的窃窃私语，“既然刘御史认定王百万乃良善之辈，认定儿臣所为乃乱政之举，那么，儿臣今日，便当着父皇与满朝文武之面，与刘御史，好好论一论，这王百万，究竟是何等的‘良善’！儿臣在河东，又究竟行了何等‘乱政’！”
他猛地转身，面向杨广，再次躬身，声音斩钉截铁：“父皇！儿臣恳请，当庭呈上证物！让事实说话，让罪证昭然！以正视听，以明法纪！”
杨广高踞御座，将下方的一切尽收眼底。从刘治弹劾开始，他便一直沉默，如同蛰伏的巨龙，在观察，在权衡。此刻，看到杨昭如此镇定且要求当庭对质，他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欣赏，微微颔首：“准。”
“谢父皇！”
杨昭直起身，对殿外沉声道：“将证物抬上来！”
早已等候在殿外的东宫侍卫，立刻抬着几个沉甸甸的箱箧，快步走入殿中。箱箧打开，里面是堆积如山的账册、文书、卷宗！
杨昭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账册，翻开，朗声道：“此乃王百万名下粮行近三年之总账副本！请户部、度支司诸位大人上前一同验看！其上清晰记载，去岁至今，其名下各仓，共计囤积粮食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余石！而同期，其售出之粮，不足十万石！且售出之粮，价格皆高出常时三倍至五倍不等！太原郡乃至河东道粮价飞涨，民有菜色，饿殍隐现，根源在此！刘御史，这，是不是‘囤积居奇’？是不是‘为祸地方’？！”
他声音如同洪钟，震得刘治耳膜嗡嗡作响。几名被点名的户部官员上前，仔细翻看账册，脸色越来越凝重，相互对视，缓缓点头。这账目做得并不算特别隐蔽，尤其是在如此巨大的囤积量面前，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不等刘治反驳，杨昭又拿起一叠按有鲜红手印的供状和地契文书：“此乃祁县、太原县十七户失地农户之联名血书及被强占田亩之地契抄本！王百万勾结祁县县令，巧立名目，以‘护庄捐’、‘剿饷’为名，强征暴敛，逼死农户李老汉，逼得寡妇王氏投井自尽，孤儿不知所踪！兼并良田一万两千余亩！刘御史，这，是不是‘逼死人命’？是不是‘巧取豪夺’？！”
那一张张按着血红手印的状纸，仿佛带着冤魂的哭嚎，让殿中不少尚有良知的官员面露不忍与愤怒。
刘治额头开始冒汗，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却被杨昭接连不断的证据打得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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