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娘！晚娘！你等等我！”杨爱国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额头上的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连后背的秋衣都浸湿了。梦里的场景还在眼前打转——胭脂巷的白幡在寒风里飘得刺眼，晚娘悬在房梁上的素色罗裙，还有那枚攥在她手里、被眼泪泡烂的诗笺，连沈砚之跪在坟前的哽咽声，都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
“你抽什么风？大半夜鬼哭狼嚎的！”身旁的媳妇被他惊醒，揉着眼睛坐起来，一抬脚就轻轻踹在他小腿上，语气里满是嗔怪，却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醋意，“还‘晚娘晚娘’地喊，那是谁啊？你年轻时候没跟我提过的初恋？杨爱国，你可别跟我玩这套，咱们结婚二十年了，你要是敢藏私房心思……”
杨爱国这才像被泼了盆冷水，混沌的脑子瞬间清醒。他转头看向窗外，窗帘缝里漏进一缕淡淡的月光，落在床头柜的台历上——台历的封皮印着“1997年”，不是梦里乾隆年间的金陵，也没有什么怀才不遇的秀才沈砚之，更没有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苏晚娘。他松了口气，伸手把媳妇搂进怀里，带着歉意笑道：“你这脑子想啥呢？就是做了个古装梦，不知道咋就梦见个叫晚娘的姑娘，哪来的初恋？我年轻时候眼里只有你，忘了？”
媳妇哼了一声，却还是往他怀里缩了缩，手指戳了戳他的胸口：“我看你就是白天在厂里擦设备太累了，脑子都糊涂了。你听听，外面好像有动静，是不是下雪了？”
杨爱国竖起耳朵，果然听见窗外传来“簌簌”的轻响，像无数片羽毛落在地上。他起身拉开窗帘，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漫天飞雪正密密麻麻地从铅灰色的天空往下落，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白，连地面都裹上了一层银霜。“还真下大雪了，”他心里咯噔一下，眉头皱了起来，“明早去中核石化芒山厂区的班车，怕是要麻烦。”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杨爱国揣着媳妇煮的茶叶蛋、裹着厚棉袄出门，就看见村口的班车点围了一群人，个个都皱着眉。司机师傅搓着冻得通红的手，无奈地喊：“大伙儿别等了！去芒山的路全结冰了，班车刚开到山腰就打滑，再往上走怕是要出危险，只能停在那儿了！”
“那咋整啊？八点就得交接班，迟到了车间的流水线就得停！”同车的老王急得直跺脚，他是裂解车间的操作工，少了他，反应釜的参数都没人盯着。“我家小子还等着我这个月的奖金交学费呢，可不能扣钱！”
“要不，咱走着去？”班长老张突然开口，他裹紧了藏青色的棉袄，往手上哈了口气，“我昨天看了地图，从这儿到厂区也就五公里，咱踩着雪走，走快点，肯定能赶上八点的交接班！”
没人犹豫。二十多个工友，有像杨爱国这样的老员工，也有刚进厂没多久的小伙子，大家纷纷裹紧围巾、拉低帽檐，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走。雪还在下，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脚下的积雪被踩实了，又结成冰，稍不注意就会滑倒。杨爱国把暖宝宝贴在胸口，手里攥着媳妇塞的热水袋，心里却热乎得很——他想起梦里沈砚之为了功名奔波半生，最后只落得一场空恨；再看看身边这些工友，为了肩上的责任、为了车间的生产，冒着大雪也要往厂里赶，这才是真真切切、踏踏实实的日子。
走了快一个小时，前面终于传来了熟悉的机器轰鸣声——厂区的烟囱正冒着淡淡的白烟，红色的厂牌在雪地里格外显眼。第一批赶到厂区的人掏出怀表一看，才七点半，比平时坐班车还早了十分钟；最晚的人赶到时，也还差五分钟到八点。车间主任站在门口，看着浑身是雪、眉毛上都结了霜的工友们，眼眶都红了：“你们这群汉子，真是好样的！赶紧去更衣室换衣服，我让食堂煮了姜汤，一会儿都喝点暖暖身子！”
那天的流水线，没耽误一分钟。杨爱国站在操作台旁，看着仪表盘上稳定的参数，心里格外踏实。他想起梦里那些风花雪月的纠葛，突然觉得，比起沈砚之的执念，自己这样守着岗位、守着家的日子，才更有滋味。
从那以后，中核石化的工人们更是把这份“较真”刻进了骨子里。不忙的时候，大家绝不会闲着——老师傅们拿着抹布、钢丝球擦设备，连机器底座的边角缝都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年轻人们则跟着学，还发明了“分区清洁法”，把车间分成几块，每人负责一块，比着赛地打扫。有次石化总公司的领导来检查，伸手摸了摸反应釜的外壳，手上一点灰都没有，忍不住赞叹：“你们这设备，比家里的桌子还干净！”
每个周六下午，不管刮风下雨，厂区里都会响起“擦擦擦”的声音——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大扫除日”。男人们搬梯子擦高窗，女人们则拿着抹布擦窗台、扫地面，连厕所的瓷砖都擦得能反光。有个新来的大学生问杨爱国：“师傅，咱们每周都这么打扫，不累吗？”杨爱国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累啥？这厂区就是咱们的家，家里干净了，干活才舒心，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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