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三十年，三月十一，申时，通州，肃纪卫秘密据点。
地窖内的空气带着泥土和旧木料的陈腐气味，混杂着新点燃的灯油与墨汁的味道。墙壁上插着的数支牛油大蜡，将顾清风和沈炼的身影投在斑驳的砖墙上，摇曳不定。一张粗糙的木桌上，此刻摊满了各式各样的物件和文书：从“悦来客栈”井中起获的密码信原件及誊抄本、那张残破的信纸一角、那枚刻有“海鹘”图案的崇祯通宝、从漕帮龙头雷万霆处初步“合作”得来的、关于“铁手张”生前与“大通镖局”及某些隐秘商路往来的零碎口供记录、以及刚刚由南方沿海各市舶司及卫所陆续用加急信鸽或快船送回的情报摘要。
顾清风没有坐在椅中，而是背着手，在地窖狭小的空间里缓缓踱步，眉头紧锁，目光却异常锐利，如同在脑海中拼接着一副庞大而残缺的拼图。沈炼垂手立在一旁，等待着指令。
“登莱、宁波、泉州、广州……各处回报都齐了。” 顾清风停下脚步，手指敲在桌面上那张描绘着“海鹘”图案的纸上，“此标记，在东南沿海，确有所闻。但并非某一家独用。”
他拿起一份宁波市舶司的密报：“宁波方面确认，约五到十年前，有一股活跃于舟山群岛至日本平户、长崎一线的走私兼海盗团伙，曾使用类似海鸟图案作为船标和联络暗记，其首领诨号‘过山风’，凶悍狡诈，专事走私硫磺、生丝、瓷器至日本，并从倭人处换取刀剑、金银，偶尔也接‘湿活’（杀人越货）。嘉靖、万历年间曾遭水师清剿，元气大伤，近年已鲜少听闻，但余孽未绝，疑有化整为零、依附其他势力之举。”
又拿起广州的回报：“粤海商民中，亦有传闻，有零星海船使用简化海鸟标记，多与往来吕宋、马六甲的私商有关，其背景复杂，可能与濠镜的佛郎机人、乃至更南边的红毛番有私下交易。但此标记流传不广，似是特定小圈子的信物。”
“舟山帮……过山风……” 顾清风低声重复，这与被擒“舟山帮”悍匪的供词对上了。“那么，‘福泰昌’呢？”
沈炼上前一步，抽出另一份较厚的卷宗：“都督，关于‘福泰昌’海商，各地情报汇总，指向更明确，但也更……复杂。”
他翻开卷宗，语速平稳地禀报：“‘福泰昌’确有其商号，总部在泉州，在台湾、吕宋、满剌加乃至天竺都有分号或代理，表面做的是正经的南洋香料、苏木、胡椒、象牙、犀角贸易，也与朝廷市舶司有生意往来，纳课守法。其东家姓施，名文显，闽南大族出身，据说与泉州卫所、乃至福建布政使司某些官员有姻亲故旧，在地方上颇有势力。”
“然而，” 沈炼话锋一转，声音压低，“据泉州、广州两地肃纪卫暗桩多年监控及市舶司内部隐秘账册核对，‘福泰昌’的生意，绝不止于明面。其一，其船队规模与明面贸易额不甚匹配，常有船只‘失踪’数月，归来后满载朝廷严禁出海的生丝、瓷器、茶叶，疑与日本、琉球走私有关。其二，其与濠镜葡萄牙商会、以及近年偶尔出现在珠江口的荷兰商船，有超出常理的密切接触，交易物品中疑似包含朝廷管制的硝石、硫磺乃至少量西夷火器。其三，也是最重要的……”
沈炼抽出一张薄纸，上面是用密语记录的简短信息：“大约两年前，我暗桩曾于泉州港，目睹‘福泰昌’一艘即将出海的货船桅杆上，临时悬挂过一面小旗，旗上图案，经画师事后根据描述摹绘，与此‘海鹘’标记，有七分相似。悬挂时间很短，离港后即取下。当时并未深究，如今看来……”
顾清风眼中精光一闪。舟山帮的“海鹘”，是海盗走私团伙的标记；“福泰昌”的“海鹘”，却是东南豪商与西夷走私勾结的可能信物。这两者之间，必有联系！“过山风”的舟山帮残部，很可能已被“福泰昌”这类更大的海上势力收编或雇佣，成为其处理“湿活”、进行高风险走私的爪牙。而“福泰昌”通过“海鹘”标记，既能指挥这些亡命之徒，也能在与西夷或其他隐秘势力打交道时，作为某种身份或契约的凭证。
“那枚铜钱呢？” 顾清风拿起那枚特殊的崇祯通宝，“背刻‘海鹘’，工艺精湛，绝非民间寻常匠人能为。可查到出处？”
沈炼面露难色：“此物……暂无头绪。各地钱监、私铸坊的记录中，均无背刻特殊图案的崇祯通宝记载。然，有老匠人看了拓样后说，刻画手法精细，线条流畅，似是用极小的旋转锉刀配合放大镜具，慢慢雕琢而成，这种手艺和工具，非宫廷造办处或顶尖的珠宝匠人难以具备。而且……铜钱本身的成色、重量，经核验，与崇祯年间官铸制钱标准完全一致，并非私铸。”
官铸制钱，背刻宫廷或顶级匠人才可能完成的精细图案……这枚铜钱作为信物，其来源的层次，恐怕比“舟山帮”或“福泰昌”更高。顾清风想起残信上“海东近日有异动，其船……”的句子。“海东”，若指东南海上，那么“其船”的异动，是否就与“福泰昌”乃至其背后的西夷势力有关？他们近期频繁活动，是为了什么？配合北疆、西陲的局势？还是另有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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