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区公安分局档案室的高窗漏进午后的阳光，光柱里的灰尘像悬浮的碎金，落在标着“2010-2015重大案件”的铁皮柜上。
吕严戴着白手套，用力拉开锈迹斑斑的柜门，“吱呀”声在寂静的档案室里格外刺耳。
他抽出一摞用麻绳捆扎的卷宗，最上面一本的封皮写着“2014年城南拆迁案”，字迹被潮气浸得发灰，边缘的纸张脆得一碰就掉渣。
“当年这案子闹得凶，最后却按‘意外坍塌’结了案。”守档案的老郑端着搪瓷杯走过来，杯底沉着几片干枯的茶叶，“出事那晚，巷子口张记小卖部的监控硬盘突然‘丢了’——后来维修师傅跟我偷偷说，硬盘是被人用强磁消了数据，根本不是丢了。还有唯一的目击者老李头，开杂货店的那个，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全家搬回山东了，走得急，连刚进的货都没清，这些年我托人打听，再也没他的消息。”
江飞燕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翻开卷宗内页。黑白照片一张张从指间滑过：倒塌的平房只剩断壁残垣，灰色的砖块上沾着暗红的血迹，三具盖着白布的尸体蜷缩在瓦砾堆里，白布下隐约能看到扭曲的肢体。
她停在验尸报告那一页，指尖在文字上轻轻划过，突然抬头看向吕严：“吕队，你看这里——三名死者都是颅脑损伤致死，但颅骨骨折线有双冲击点。”她把照片举到阳光下，“第一个冲击点在颞骨，是钝器造成的凹陷性骨折；第二个在顶骨，是平整的裂伤。这更像是被人用铁棍击打后，再被坍塌的砖块掩埋，故意伪造成意外。”
吕严凑过去细看，果然见报告里“致伤工具”一栏写着“疑似砖块”，但旁边有一行淡墨的修改痕迹，像是被人用橡皮擦过又重写。
他轻轻抖了抖卷宗，一张折叠的纸从页缝里掉出来，展开后是一份未归档的补充调查记录，字迹潦草却有力：“9月15日，群众匿名举报时任城南区街道办主任孙国富，收受拆迁队负责人钱伟‘打点费’20万元，资金通过第三方账户转入孙国富妻子名下银行卡。
9月16日，举报人突然撤诉，称‘举报内容不实’。”记录末尾的签名是“张勇”，日期是2014年10月——也就是拆迁案结案后的一个月。
“张勇？”吕严猛地皱眉，“我有印象，这人是当时负责外围调查的民警，结案后三个月，就在宿舍自缢了，档案里说是‘抑郁症’。”
江飞燕捏着记录的手指收紧，纸张边缘被攥得发皱：“如果这份记录是真的，张勇的‘抑郁症’恐怕是假的。他查到了孙国富受贿的证据，大概率被人威胁了，最后被灭口，伪造成自杀。”
专案组在会议室梳理拆迁案线索时，吕严的对讲机突然炸响，带着电流杂音：“吕队！市中心恒信律师事务所出事了！王明远被人杀了，现场和前几起‘审判者’案一模一样！”
四十分钟后，罗飞带着苏曼、杨宇赶到现场。写字楼22层的走廊里挤满了记者，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
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门虚掩着，浓郁的血腥味混着法律文书的油墨味从门缝里渗出。
推开门的瞬间，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王明远被一沓沓厚厚的法律文书紧紧捆绑在红木会议桌上，呈十字形，他身上的定制西装被锋利的刀具划开，胸口裸露的皮肤上，两个工整的楷体字“帮凶”渗着新鲜的血迹，血珠顺着皮肤滑落到桌面上，汇成细小的血洼。
尸体周围散落着撕碎的案卷，纸张碎片像雪花一样铺在地上，最刺眼的是，一柄黄铜色的法槌从王明远的心脏位置贯穿而过，将他的尸体钉在桌面上，槌头沾满了暗红的血，槌身上刻的“司法公正”四个字被血覆盖，显得格外讽刺。
王明远是滨海市有名的“开发商御用律师”，近五年参与了十几起强拆纠纷案件，每次都能凭借精准的法律漏洞帮开发商脱责。
城南拆迁案中，死者刘建国的儿子刘明找他维权，他直接将人拒之门外，还放话“拆迁合法，人死了也是意外，你告到天边也赢不了”。
“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凌晨两点左右，死因是失血性休克。”法医蹲在尸体旁，小心翼翼地检查着伤口，“法槌是王明远的私人收藏品，放在他办公室的展示柜里，上面只有他和助理的指纹。但致命伤不是法槌造成的，是胸口的刻字刀伤——刀刃宽度和前三个案子（赵明德、钱伟、孙国富案）一致，但深度浅了0.8毫米，手法也很生涩，像是第一次用刀刻字。”
江飞燕绕着会议桌仔细勘查，突然停在捆绑王明远的文书前。
她用镊子夹起一缕缠绕在文书上的尼龙绳，对着灯光举起：“罗组，你看这个绳结。前三个案子，凶手用的是专业的‘擒拿结’，绳结紧实，受力点均匀，就算挣扎也不会松动；但这个绳结，是最基础的‘水手结’，而且缠绕的力度不均匀，有的地方勒得太紧，把皮肤都磨破了，有的地方又松垮垮的，像是紧张得手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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