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车间那场带着血色的钢花尚未完全冷却，轧钢厂内关于事故原因的争吵还在会议室里余音袅袅，李怀德酝酿已久的“组合拳”第二式，便已借着尚未散尽的硝烟，迅猛而精准地打了出去。
他不再满足于口头上的指责和会议上毫无结果的争执。事故发生的第三天，一份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措辞严谨、忧患意识十足的《关于成立轧钢厂安全生产暨技术革新督察小组的倡议报告》，便正式提交到了厂党委办公室。
报告里，他将事故的“深刻教训”上升到了“路线高度”，痛心疾首地指出当前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严重盲区”和“保守倾向”，强调唯有成立一个独立、权威、由厂领导亲自挂帅并广泛吸收工人、技术人员参与的常设督察机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悲剧，同时为厂里的“技术革新”扫清障碍。
这份报告，如同一块投入已经浑浊池塘的巨石。支持者大声叫好，认为李厂长“心系工人”、“高瞻远瞩”；反对者则暗骂其“借题发挥”、“包藏祸心”。
但无论如何，在刚刚发生安全事故的当口，任何反对“加强安全生产”的言论，在政治上都是不正确、不安全的。
杨卫国看着那份报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岂能不知李怀德的算盘？这所谓的“督察小组”，分明就是一把插向他管理体系核心的尖刀，一个李怀德可以合法插手甚至干预各车间具体生产事务的“尚方宝剑”！
他试图以“尊重现有管理体系”、“避免机构重叠”、“当前应以恢复生产和事故善后为首要”等理由进行反驳、拖延。
然而，李怀德这一次准备得异常充分。他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在会前就进行了密集的私下活动。
他找到了那几个在事故中受轻伤工人的家属，进行“亲切慰问”，话语间流露出对“当前安全管理不力的痛心”，暗示只有成立新的督察机构才能保障他们亲人今后的安全。
他联络了厂里几个平日里对杨卫国“重生产、轻革新”有微词的中层技术干部和年轻骨干，许以“在督察小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承诺。
李怀德甚至通过自己在工业部的关系，让上面某个领导在听取汇报时，“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厂对这次事故的深层次反思和制度性改进措施是什么？”
多重压力之下，杨卫国的抵抗显得越来越艰难。在又一次扩大会议上，当李怀德再次慷慨陈词，将“成立督察小组”与“对工人生命安全负责”、“对工厂未来发展负责”紧紧绑定在一起时，会场上的风向已经开始倾斜。
最终，在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后，厂党委勉强通过决议：成立“轧钢厂安全生产与技术进步督导小组”。组长由李怀德兼任，副组长则由一名相对中立、负责技术的副厂长和工会主席担任。
小组下设办公室，并规定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厂各车间、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对“落后工艺”和“潜在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并负责搜集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
决议通过的当天下午，李怀德的脸上就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混合着得意与阴鸷的笑容。他立刻行动起来，雷厉风行。
首先是指定小组办公室成员。他精心挑选了几个心腹：宣传科一位笔杆子硬、擅长上纲上线的干事，负责文字材料和舆论宣传；后勤科一位（他刻意安排进来的）善于察言观色、消息灵通的人员，负责“信息收集”和“联络协调”。
还有两名在工人中有些影响力、对现状不满的年轻班组长，作为“工人代表”被吸纳进来，既能装点门面，又能充当他在基层的耳目。
接着，便是制定检查计划。李怀德将第一次“督导检查”的目标，毫不意外地指向了事故发生的三车间，以及另外两个由杨卫国提拔的车间主任掌管、生产任务重、设备相对老旧的车间。检查的名义冠冕堂皇：“痛定思痛，全面排查，举一反三”。
消息传到三车间，新任的刘主任脸色铁青，却又无可奈何。他只能硬着头皮，吩咐下面的人整理好所有操作规程记录、设备检修日志、安全培训记录，准备迎接检查。
车间里的工人们也议论纷纷，人心浮动，不知道这新成立的“督导小组”会带来什么变化。
杨卫国一系的人则倍感憋屈和警惕。他们知道，这“督导小组”就是李怀德派来的“钦差”，是来找茬的。
但面对“安全生产”这面大旗，他们只能被动应对，小心翼翼，生怕被抓住什么把柄，成为对方攻击杨厂长的又一发炮弹。
督导小组第一次下车间，场面堪称“隆重”。李怀德亲自带队，一行人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手里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
他们并不深入参与具体的生产操作，而是像巡视官一样，在车间里缓缓走动，这里指指，那里问问。
“这台轧机的上次大修是什么时候？记录拿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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