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净火”指令，如同一把淬毒的双刃剑，在斩向外部与内部“污染”的同时，也深深地割开了俄罗斯自身。
八年过去，最初的指令早已被血与火扭曲、异化，其直接后果是人口锐减至不足二十万——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净火”残酷效率与后续自噬性内耗的证明。活下来的人，散落在广袤而破碎的土地上，分裂成数个彼此敌视、理念迥异的集团，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比大变异本身更复杂、更危险的内耗深渊。
这种分裂，根植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深刻的矛盾性：对“强大国家”和“集体生存”的绝对渴望，与对个体苦难、乡土情谊无法磨灭的执着；追求精神纯粹与道德高度的冲动，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实用主义。当“净火”的绝对命令触及这些矛盾的神经时，统一的躯体便不可挽回地崩解了。
以莫斯科残存工业区和部分乌拉尔通道为核心的“俄罗斯复兴委员会”，是名义上的正统，这里是“净火”逻辑最坚定也是最后的堡垒。彼得罗夫和他的核心层生活在由混凝土、过滤系统和偏执构筑的堡垒中。他们掌握着残存最完整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碎片、相对稳定的能源（修复的核电站及油田）和一套尽管残破但仍在运转的官僚-军事体系。
他们的意识形态高度内卷和极端化：将八年前的决策神圣化，坚信自己是文明最后火种的守护者。任何来自外界（包括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信息都被严格过滤，内部宣传将其他幸存者势力描绘成因“软弱”、“投机”或“叛变”而苟活的“杂质携带者”或“事实上的叛徒”。
其控制区实行严酷的等级制配给和思想监控，试图用钢铁纪律打造一个纯净而冰冷的“幸存者国度”。他们与非核心区的接触，仅限于由最忠诚、最冷酷的“内务部队”和“特别净化支队”执行的、掠夺性的资源征调或惩戒性打击。
在莫斯科核心圈外围，尤其是西、南方向曾经被“净火”反复洗礼、如今感染威胁相对降低但一片焦土的地区，形成了所谓的“净化之环”地带。这里主要由当年最坚决执行、甚至超额完成“净化”任务的部队演化而来。他们包括前空天军、远程炮兵、导弹部队的精锐，以及内务部特种部队的残部。其领导人多为狂热的技术-军事官僚，信奉“绝对安全源于绝对毁灭”。
与莫斯科核心圈略有不同的是，“净化之环”的群体更加激进和排外。他们认为莫斯科后期的一些“绥靖”（如与某些地方势力进行有限交易）是一种背叛。他们自成体系，控制着一些孤立的导弹发射井、空军基地和大型仓库，依靠储存的庞大毁灭性武器和严苛的生存训练维持。
他们对任何非我族类（包括其他俄罗斯幸存者）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倾向于用最直接的火力解决问题。
与上述“净化派”尖锐对立的，是广泛存在于广袤腹地、残余城镇和乡村的“生存派”势力，是最庞大也最分散的群体。他们是“净火”指令最直接的受害者和反抗者。成员包括：当年拒绝向同胞城镇开火而哗变的部队、在“净化”中失去一切并侥幸存活的平民、对莫斯科政权彻底失望的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
他们的理念朴素而坚韧：反对无差别杀戮，强调保护具体的人（邻里、家人、同胞）和重建可持续的社区。他们控制着一些“净火”边缘幸存的农业区、小型工矿城镇和交通节点。组织结构松散，多为基于地域或信任纽带的自治团体联盟，如“伏尔加河幸存者委员会”、“乌拉尔西坡公社联盟”等。
他们缺乏重武器和工业能力，但拥有相对更多的人情网络、农耕知识和手工技能。对莫斯科和“净化之环”充满不信任甚至仇恨，视其为屠夫和疯子。面对外来者，他们会极度警惕，但若判断对方无害且能带来急需的技术、药品或新作物种子，存在进行谨慎、有限交易的可能。然而，他们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容易因资源分配或理念差异而产生摩擦。
在“生存派”与“净化派”的夹缝中，以及在一些偏远险要之地，滋生了形形色色的“割据军阀”。这是俄罗斯实用主义与暴力传统在末世最赤裸的体现。其头目多为前军官、警察、黑帮分子或 simply the most ruthless survivor（仅仅是最无情的幸存者）。
他们占据易守难攻的据点（如监狱、工厂、山区营地），靠控制关键资源（水井、油库、交通隘口）和暴力威慑维持统治。理念？没有理念，只有生存与享乐的欲望，他们对莫斯科阳奉阴违，对“生存派”欺压掠夺，与其他军阀时而火并时而勾结。
他们的“外交政策”完全基于即时利益计算：如果“归家号”看起来强大，他们或许会尝试勒索过路费或进行不平等交易；如果显得弱小，直接杀人越货是大概率事件。他们是秩序彻底崩溃后产生的癌变组织，充满了不可预测的贪婪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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