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雪厂街的纸片与1973年的冷风
1968年的香港，雪厂街的石板路还沾着晨露时，街角就围起了一圈人。穿长衫的经纪揣着手写的股票单据，人力车铃铛一响，便有人探出头喊：“汇丰几多钱？置地有货出吗？”我那时刚满二十，跟着师父在英资经纪行打杂，师父总说：“阿仔，香港的股市不是生意，是浪潮——早三十年英商在路边撮合交易，如今快要有第四间交易所了，这浪只会越来越大。”
那年头炒股是新鲜事，工厂佬把血汗钱从床板下摸出来，茶餐厅的伙计凑钱合买一股“牛奶公司”，连师奶买菜时都要问一句“恒指升咗未”。1969年远东交易所成立，华资企业终于能上市，师父说“英资垄断的日子要完了”，可他没说，疯狂也跟着来了。1972年中美会谈的消息传来，股市像着了火，恒指从几百点窜到1700多点，街边证券行的黑板写满红字，有人辞去工做全职“炒家”，孖展公司挤满了要借九成按揭的人——“只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口号，比茶楼的叫卖声还响 。
师父是个古板人，总把“市盈率超过二十倍就危险”挂在嘴边，还把港府派发的《购买股票须知》贴在办公桌前。可没人听得进去，连汇丰主席呼吁警惕投机，都被当成“怕穷人发财”。我亲眼见隔壁茶餐厅的阿荣，用结婚礼金买了“世界天线”的股票，三天就翻了倍，他拍着胸脯说“这辈子不用再洗碗”。师父叹着气给我讲：“1949年上海经纪来香港，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有‘追涨杀跌’的教训，可惜人记吃不记打。”
1973年3月的冷风来得猝不及防。恒指从顶峰断崖式下跌，第一天就跌了百点，证券行里哭喊声一片。阿荣的“世界天线”成了废纸，他跪在街边撕股票，嘴里念叨着“怎么会跌”。我跟着师父去收账，见有人把孖展账户的单据烧了，有人抱着经纪的腿哀求“再给一天时间”。到9月，恒指跌到500多点，次年石油危机一来，又跌去六成，那些辞工炒股的人，有的疯了，有的跳了楼。师父把我拉到交易所门口，指着满地狼藉说：“记住，股市的第一课不是赚钱，是‘止蚀’——赚100%要知足，亏15%必须走，这是保命的规矩。”
第二章 四会争霸与红筹崛起
股灾过后，港府出台了《证券条例》，成立了赔偿基金，可香港人对炒股的热情没减，只是多了几分谨慎。1975年我出师开了间小经纪行，茶餐厅成了我的“情报站”：船务公司的老陈能提前知道货运数据，汇丰的出纳小姐会透露银行动向，连扫地的阿婆都能说出“地产股看租金，工业股看订单”。那些年四会林立，远东、金银、九龙、香港交易所各抢生意，佣金一降再降，我们这些小经纪靠的就是“讲良心”——不推垃圾股，不怂恿加杠杆。
80年代初，中英关系缓和，红筹股开始冒头，中资企业纷纷在港上市。有个台湾来的大户找我开户，一出手就买了百万股“招商局”，他说“中国概念是长期势”。我想起师父说的“趋势比努力重要”，跟着买了点，果然半年翻了倍。可也有人栽了跟头，我认识的李老板，跟风买了家空壳红筹，公司停牌后血本无归，他拍着桌子骂“股市都是骗子”，我只能劝他：“曹生（曹仁超）说过，散户要集中火力，不是瞎赌——你连公司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不输才怪。”
1987年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崩盘，港股也没能幸免。那天我在交易所盯盘，恒指半天跌了千点，电脑屏幕全是绿色，有人当场晕过去。我想起1973年的教训，提前把客户的股票止蚀离场，虽亏了点，但没伤根本。收盘后，老股民们聚在茶餐厅，有人说“要崩盘了”，有人说“抄底的时候到了”。我记得曾渊沧博士的话：“牛市中期入市，三期顶端离市”，那时的港股，还没到真正的底。
90年代初，四会合并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港股成了世界级金融市场。我儿子大学毕业，想进投行做“金融精英”，我把他拉到当年的雪厂街，指着如今的摩天大楼说：“你爷爷那辈炒股靠消息，我这辈靠规则，你们这辈靠数据，但股市的本质没变——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我给他讲师父的故事，讲1973年的股灾，讲“及早离去”的必胜法，他似懂非懂，直到1997年回归前后，红筹股热潮退去，他亲眼见同事加十倍杠杆炒科技股，最后负债累累，才明白我当年的话。
第三章 茶餐厅的股经与岁月的答案
如今我七十多了，经纪行交给儿子打理，每天还是会去茶餐厅坐一坐。那里的后生仔还在讨论“丁蟹效应”，说郑少秋的剧一播股市就跌；也有人捧着手机看港股行情，念叨着“腾讯跌咗几多”“阿里升咗未”。我偶尔会插句话，讲讲那些老规矩：“不要抄底，不要猜顶，趋势能看明白”“身家没过亿，别学人家分散投资”“牛市疯狂时，记得把一半钱存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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