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的紫金山麓，秋意已浓。朱元璋站在应天城的箭楼上，手里攥着一份从非洲加急送来的奏报，纸页边缘被他捏得发皱。奏报上的字迹潦草，显然是在仓促间写就的，墨迹里还混着暗红的血渍——那是亲明的桑给巴尔苏丹赛义德派来的信使，在穿越莫桑比克边境时被流矢射穿了喉咙，临终前用最后一丝力气，将这份求救信塞进了信鸽的脚环。
“陛下，桑给巴尔的粮仓已经被欧盟扶持的军队烧了。”兵部尚书廖永忠站在身后，声音沉得像块铁，“赛义德说，他们的最后一支护卫队只剩下三十人，现在正守着港口的明朝商栈，里面还有五百袋准备分发给灾民的稻种。”
朱元璋没有回头，目光越过城墙外的稻田，望向远处长江上的帆影。那些帆影里，有一半是往非洲运送瓷器和丝绸的商船，此刻却都在港口里停滞着——欧盟的舰队在好望角海域游弋，已经截杀了三艘明朝商船，船长周德兴的侄子周海，就在其中一艘船上，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户部那边怎么说？”他问，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回陛下，粮仓里的存粮刚够北方赈灾，要是调运非洲，今年冬天直隶的百姓就得勒紧裤腰带。”户部尚书耿炳文的声音带着难色，“而且，远洋运输损耗太大，走陆路经波斯、阿拉伯，沿途的部落都得打点，算下来，运一石粮到非洲，得耗掉五石粮。”
“那兵部呢？”朱元璋又问。
廖永忠上前一步，手里捧着一幅非洲地图，上面用朱砂标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欧盟军队的驻扎地。“陛下，现在北美洲的驻军刚平定完印第安部落的叛乱，抽不出兵力。能调动的，只有郑和舰队的三万人马，还有云南、广西的边军两万。但欧盟在非洲已经集结了十万人，还不算那些被他们武装起来的非洲部落。”
箭楼里静得能听见窗外落叶的声响。耿炳文偷偷抬眼，看见朱元璋指节发白的手背上，青筋像蚯蚓一样鼓了起来——那是他动怒的征兆。
“耿炳文，”朱元璋忽然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你还记得永乐十三年，咱们派往非洲的第一批农技队吗？”
耿炳文一怔，随即点头：“臣记得。队长是常遇春将军的儿子常茂，带了三百个懂水稻种植的农夫，还有十船稻种。他们在桑给巴尔教当地人开垦梯田，第一年就收获了三万石粮食，赛义德的父亲还亲自给陛下写了感谢信，说‘大明的稻种，比黄金还珍贵’。”
“是啊，比黄金还珍贵。”朱元璋转过身，眼睛里像燃着两团火，“可现在，那些用黄金都换不来的稻种，就要被欧盟的炮火炸成灰了。那些跟着咱们的农夫学插秧的非洲人，就要重新啃树皮了。”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桑给巴尔的位置：“耿炳文，你算的是粮价，朕算的是人心。当年咱们刚立国，为什么满世界派船队？不是为了那些象牙、胡椒，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跟着大明有饭吃，有安稳日子过。现在人家信了，把咱们当靠山，咱们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欺负？”
耿炳文低下头：“臣知错。”
“你没错，”朱元璋的语气缓和了些，“账是得算，但不能只算眼前的账。”他看向廖永忠，“传朕旨意，郑和舰队即刻从马六甲起航，带上云南的火铳营和广西的藤牌兵，务必在三个月内赶到桑给巴尔。”
“陛下！”廖永忠眼睛一亮，“那粮草……”
“粮仓里的粮，先调一半给非洲。”朱元璋打断他，“直隶的百姓，朕亲自去说。告诉他们，大明的百姓，不能只顾着自己锅里的粥，得看看邻居碗里有没有米。至于损耗，让沿途的藩属国分摊，他们要是敢克扣，就让郑和的炮舰去‘问问’。”
“臣遵旨！”廖永忠抱拳行礼，转身就要走。
“等等。”朱元璋叫住他，从箭楼的栏杆上摘下一块玉佩——那是当年赛义德的父亲送他的，用非洲红玉雕琢的，上面刻着“永结同好”四个字。“把这个带给赛义德，告诉他，大明的船，比欧盟的炮舰快。大明的士兵，比欧盟的雇佣兵能打。只要他守住港口，朕就让他的百姓明年吃上三季稻。”
廖永忠接过玉佩，郑重地揣进怀里。
“还有，”朱元璋补充道，“让锦衣卫指挥使吴良带五十个人，提前潜入非洲。别打打杀杀，就去查清楚，那些跟着欧盟的非洲部落，到底是真心归顺，还是被逼的。要是有被逼的，就想办法策反。记住，人心不是靠炮舰打出来的，是靠稻种喂出来的。”
一直站在角落里的吴良闻言，上前一步：“臣明白。”
当天下午，应天城的粮仓就打开了大门。朱元璋亲自站在粮仓门口，看着士兵们扛着粮袋往船上装。百姓们围在门口，议论纷纷。
“陛下，这是要把粮食运到哪儿去啊？”一个老农忍不住问。
朱元璋走到他面前，笑道：“张老汉，还记得十年前你家快饿死的时候，是谁给你家送的稻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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