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塔桥上的雾还没散，桥东头的纺织厂烟囱已喷吐着黑烟，把雾染成灰黑色。珍妮纺纱机的轰鸣声从厂房里撞出来，混着工人们的咳嗽声，在清晨的街道上滚荡。十八岁的玛丽把冻裂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加快脚步往工厂跑——迟到一分钟，今天的面包就没了着落。她的围裙口袋里揣着半块黑面包，是昨晚弟弟没吃完的，边角已经发硬，可她摸了摸肚子，还是没舍得先咬一口。
工厂主的皮鞭在车间里抽得噼啪响。“快点！你们这群懒虫！”肥胖的主人站在高台上，三角帽下的眼睛像鹰隼一样盯着每台机器旁的工人，“荷兰的织布机都换了新齿轮，咱们要是赶不上进度，订单全得飞了！”玛丽的手指在纺纱机的纱锭间翻飞，指尖被纱线勒出一道道红痕，渗着血珠，她却不敢停——昨天隔壁工位的汤姆就是因为慢了半拍，被皮鞭抽得后背渗血，今天没能来上工。
车间角落的木箱上，放着份皱巴巴的报纸，头版印着“三级会议召开”的黑体字。几个老工人趁主人转身的间隙，凑在一起低声议论：“听说了吗？第三等级要和国王争权呢！”“争啥权？还不是为了少交税？咱们这样的，交不交税都填不饱肚子。”玛丽竖着耳朵听，手里的动作却没敢慢，她知道“第三等级”里有像工厂主这样的资本家，也有医生、律师，可从来没听说过包括他们这些“工人”。
傍晚收工时，玛丽攥着几枚沉甸甸的铜币，沿着泰晤士河往贫民窟走。河对岸的议会大厦灯火通明，议员们的马车进进出出，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隔着河都能听见。她看见个穿丝绸马甲的年轻人站在桥头演讲，手里挥舞着小册子：“人生而平等！没有谁天生就该被压迫！”周围围了好多人，有穿西装的商人，有戴假发的律师，也有像她一样穿着粗布衣服的工人。
“平等？”玛丽旁边的老车夫啐了口唾沫，“咱们生下来就住猪圈一样的房子，他们住着宫殿，这叫平等？”可当年轻人念到“工人有权要求合理的工资和休息”时，老车夫却不吭声了，浑浊的眼睛里闪着点光。玛丽把铜币攥得更紧了，她想，如果真能多给一个铜币，弟弟就能每天多喝一碗稀粥了。
与此同时，巴黎的巴士底狱前，人群正越聚越多。铁匠皮埃尔扛着他那把用了十年的铁锤，站在人群前排。三天前，他的徒弟因为偷了块面包被贵族的管家打断了腿，而那个贵族少爷却在宴会上把整块烤肉喂了狗。“凭什么他们能肆意糟蹋粮食，咱们却要饿肚子？”皮埃尔的铁锤在手里晃悠着，锤头上还沾着没擦净的铁屑。
人群里有人在宣读《人权宣言》，声音抖得厉害，却字字清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皮埃尔没读过书，听不懂那些文绉绉的词，但他听懂了“自由”“平等”——他觉得，这大概就是“徒弟不用再饿肚子偷面包，贵族不能随便打人”的意思。当有人喊出“冲进去，砸了这囚笼”时，皮埃尔第一个响应，举着铁锤往前冲，粗糙的手掌因为激动而泛红。
维也纳的咖啡馆里，穿燕尾服的学者们正围着一张地图争论。“法国的革命太激进了，”戴眼镜的历史学家推了推眼镜，“咱们奥地利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应该慢慢谈，毕竟王室的威望还在。”旁边的年轻经济学家却摇头：“慢？你看纺织厂的工人都快饿死了！再慢，他们就要抄起斧头了！”他把一份报表拍在桌上，上面的数据触目惊心——维也纳工人的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而贵族们却能活到六十岁。
窗外，穿军装的士兵正沿街巡逻，皮靴踏在石板路上的声音整齐划一。一个士兵偷偷往咖啡馆里瞥了一眼，他的哥哥就在纺织厂做工，上周因为肺病去世了，年仅二十五岁。他摸了摸怀里揣着的哥哥的工牌，上面还沾着褐色的血渍——那是哥哥咳出来的。
柏林的作坊里，钟表匠克莱因正在给学徒演示新的齿轮组装法。他的作坊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普鲁士国王的肖像，另一幅是刚从法国传过来的《自由引导人民》。“看到没？这齿轮的咬合要像钟表一样精准，差一丝都不行。”克莱因说着，却突然停下手，看向窗外——一群工人举着“八小时工作制”的牌子从街上走过，领头的是个断了手指的纺织女工，她举牌子的胳膊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却挺得笔直。
克莱因的学徒突然说：“师傅，咱们也加入吧？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我快熬不住了。”克莱因叹了口气，摸了摸学徒满是茧子的手，那双手才十五岁，却比他这双四十岁的手还要粗糙。他摘下墙上的国王肖像，翻过来，在背面写下“公平”两个字——这是他从一个来修表的中国商人那里学的词，商人说“公平就像齿轮，齿与齿对齐了，机器才能转”。
深夜的罗马，教皇的弥撒刚结束，神职人员们却在圣器室里争论不休。“那些工人要求的‘结社权’，是不是违背了《圣经》里的秩序？”年老的神父抚摸着银十字架，眉头紧锁。年轻的修士却拿出一份从法国传来的报纸，上面印着工人罢工的照片：“可《圣经》也说‘你们要怜悯困苦人’，他们连面包都吃不上了，难道不该允许他们团结起来争取吗？”月光从彩色玻璃窗照进来，在两人中间投下一道界线，一边是古老的圣像，一边是崭新的报纸。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英国议会正在投票表决《工厂法》。议员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人拍着桌子喊“资本家的利益不能动”，也有人反驳“再不管管，伦敦的工人就要起义了”。最终，法案以微弱优势通过——规定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工厂必须安装通风设备。散会后，支持法案的议员在走廊遇见个送文件的童工，那孩子手里的文件袋磨破了角，露出里面的工厂报表，上面的数字显示，仅伦敦就有两千多名童工在纺织厂做工。
玛丽下班时，看见工厂门口贴了张告示，上面写着“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周日休息”。她愣了愣，掐了自己一把，确认不是做梦。回家的路上，她用多挣的一个铜币给弟弟买了块热乎的麦饼，看着弟弟狼吞虎咽的样子，她突然觉得，那个穿丝绸马甲的年轻人说的“平等”，好像真的在慢慢长出来，就像春天埋在土里的种子，虽然现在还看不见，可总有一天会发芽的。
街头的煤气灯亮了，照在行人的脸上，有资本家的得意，有贵族的焦虑，有工人的疲惫，也有像玛丽这样，眼里藏着点微光的普通人。欧洲的夜晚，正被这些不同的光，照得忽明忽暗，而一场更大的变革，正在这些光与影的缝隙里，悄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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