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故地与东三省的土地上，风里带着新翻泥土的气息与桑蚕吐丝的微响。曾经的烽火狼烟早已散尽，取而代之的是田埂上的吆喝、作坊里的锤声，以及市集上不同口音的讨价还价——明军平定北元、收编东三省后的第三个年头，这片土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安稳与富足的模样。
辽东都司的地界里，清晨的露水还挂在稻叶上时，来自山东的移民王老汉已牵着牛，站在新开垦的田埂上。他脚下的黑土地，三年前还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如今已被犁成整齐的方块，田边的水渠引着嫩江的支流，在阳光下闪着碎银般的光。
“王伯，您这稻种真能行？”旁边的女真青年阿骨打扛着锄头问。他祖祖辈辈靠放牧为生，直到去年才跟着明军的农技师学会用锄头，此刻看着田里泡着的稻种，眼里仍带着怀疑。
王老汉蹲下身，抓起一把稻种展示：“这是江南来的‘双季稻’，去年在辽南试种过，亩产比你们原来种的糜子高两倍。”他指着水渠旁的木牌，上面用汉、女真两种文字写着“春耕时序”：“你看，三月泡种、四月插秧、七月收割，收完接着种晚稻，冬天还能种油菜——咱汉人有句老话，‘人勤地不懒’，这黑土地肥得流油，种啥长啥。”
不远处，明军屯田千户所的士兵们正帮着各族农户搭建水车。千户赵勇踩着木架，指挥士兵将榫卯结构的水车固定在河边：“这‘龙骨水车’比你们原来的皮囊取水快十倍，一人摇车，能浇十亩地。”他腰间的腰牌刻着“辽东屯田千户所”，三年前他还是蓝玉麾下的骑兵，如今盔甲换成了粗布短打，手里的长枪换成了丈量土地的木尺。
“赵千户，咱蒙古人不懂插秧，您得再教教。”几个头戴皮帽的蒙古汉子围过来，他们的帐篷早已换成了明式土坯房，怀里揣着的“屯田户”文书上，盖着鲜红的都司大印。
赵勇笑着跳下水车：“简单！左手拿苗，右手分株，每穴插三棵，株距五寸——就像你们射箭时‘三点一线’，这插秧也有章法。”他弯腰示范，泥水溅到裤腿上也不在意，“去年教你们种玉米的李技师说了，今年秋收后，每家能多打两石粮，够全家吃半年的。”
田埂上的吆喝声里，汉话、蒙古话、女真话混在一起，却都围着“插秧”“浇水”“施肥”这些词打转。曾经的牧人拿起了锄头，草原上的帐篷变成了村落，连孩子们都背着书包，在田边的“耕读社学”里，跟着先生念“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耕文明的种子，正随着移民的脚步与明军的屯田政策，在这片曾属于游牧的土地上，扎下深深的根。
辽阳府的市集上，正午的日头正烈，各色作坊的幌子在风中招展：“胡记铁器”的铁匠铺里，蒙古铁匠巴图正用汉式风箱鼓风，捶打着女真样式的弯刀；“苏绣铺”的绣娘们，把草原上的狼图腾绣在了江南的丝绸上；最热闹的“互市坊”里，汉商用算盘核算着皮毛与茶叶的兑换价，女真商人则用刚学会的汉字记账，旁边的朝鲜商人正用铜秤称着人参，嘴里说着带口音的汉话：“这参须完整，该值五匹布。”
“胡记铁器”的后院里，掌柜胡老三正盯着巴图打制新犁。巴图的父亲曾是北元的铁匠，三年前随部投降后，被编入“匠户”，如今他打的犁铧，既有蒙古弯刀的锋利弧度，又借鉴了中原犁的“曲辕”设计，比传统铁犁更省力。
“巴图，这犁尖得再淬火一次，不然翻不动黑土地。”胡老三用手指敲了敲犁铧，“你看这纹路，得像咱们上次说的‘百炼钢’法子，一层铁一层碳，才能又韧又硬。”
巴图抹了把汗，抡起锤子：“胡掌柜放心，上次明军的军械匠教的法子，我记着呢。”他捶打的节奏里，还带着草原上打制马刀的韵律，却分明融进了汉式锻造的“淬火”“锻打”技巧——两种文明的手艺，在火星四溅的铁砧上，熔成了新的模样。
市集另一头的“互市坊”，辽阳都司的税官李秀才正核对商队的通关文牒。来自山西的商队驮着汾酒与布匹，要换东三省的貂皮；女真部落的首领带着族人，用鹿茸、人参换中原的瓷器与盐；甚至还有波斯商人牵着骆驼，带来了香料与琉璃，想换这里的“辽东锦”——那是苏绣娘与女真绣工合作的新品，用江南的丝线，绣着林海雪原的纹样。
“李税官，您看这貂皮成色，该按‘上等’算吧？”山西商人王掌柜递过文牒，上面用朱笔写着“商路通行证”，盖着辽阳都司的红印。李秀才翻开册子核对：“去年定的规矩，‘毛长一寸以上、无破损’为上等，你这批确实够格，换布可多给三成。”
旁边的女真商人猛哥帖木儿看着册子上的条款，用生硬的汉话问：“我……人参，换……盐，按……老规矩？”他手里的“互市手册”已被翻得卷边，上面用汉、女真两文写着各类商品的兑换比例，是明军平定东三省后，由户部统一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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