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明成祖朱棣：以“定乱开国之智”契“靖难承统之心”
朱棣以“靖难之役”登位，一生致力于“稳固皇权、拓土安邦”，他看姜子牙，眼中是“识势择主、定乱兴邦”的同道者，评价既藏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印证，也含对治国拓疆的战略共鸣。
“朕读太公事迹，最敬其‘两识其势’：一识商纣必亡之势，故弃暗而去；二识文王可辅之势，故垂钓待时——此非‘投机’，是‘顺天应人’的智者眼光。昔年建文（朱允炆）轻信齐泰、黄子澄，行削藩之策，乱我宗室、扰我百姓，正如商纣‘暴虐失道’。朕起兵靖难，非为‘夺位’，实为‘清君侧、安社稷’，恰如太公辅周，非为‘灭商’，实为‘救万民、定天下’。
观太公牧野之战，以四万之师破七十万商军，靠的是‘明天下、聚人心’——战前誓师明商纣之罪，战时策反倒戈之卒，终成大业。朕靖难时，初起于北平，势单力薄，却能得将士死力、百姓归附，正因朕布告天下‘建文削藩害民’，如太公般‘以义聚势’；入南京后，朕不株连建文旧臣（如赦免方孝孺案牵连者，后期调整政策）、安抚民心，亦仿太公‘灭商后封武庚、安殷民’的定乱之策。
再看太公封齐后，不循周制、因地制宜：兴鱼盐之利富齐，简礼仪之繁融夷，终使齐为东方屏障。朕即位后，派郑和下西洋，通海外诸国、扬汉家声威，仿太公‘融异邦以扩影响’；命解缙修《永乐大典》，汇天下典籍、凝文化共识，学太公‘定制度以固根基’；亲征漠北，扫蒙古残部、护北疆安宁，更如太公‘镇齐拒夷’，为大明筑牢边墙。
有人谓朕‘靖难’为‘篡逆’，朕却以太公为证：太公若守商纣，何来周室八百年？朕若坐视建文乱政，何来大明安宁？太公之智，在‘识势而动、顺势而为’；朕之愿，在‘定乱而兴、承统而强’——此乃朕与太公同道之心，亦当为大明传世之训！”
清朝
清圣祖康熙：“太公之‘智’在融异，非在强压”
康熙面临“满汉矛盾”“边疆治理”的难题，他从姜子牙“治齐融夷”中找到共鸣，评价聚焦“多元治理”的智慧。
“朕治理天下，常以太公‘治齐’为镜。齐地本是东夷之地，夷夏习俗不同，太公不强行‘变夷为夏’，反而‘因其俗，简其礼’，既保留东夷人的渔盐之业，又传周室的礼乐之教，最终让‘夷人服周’——这才是‘治国的大智’：不是用刀剑强压，是用利益相融、文化相通。朕平定三藩后，在江南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仿其‘利民以安众’；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不强迫蒙古人改汉俗，仿其‘因俗而治’；甚至让汉臣入内阁、满臣学汉学，也是仿其‘夷夏共治’。有人说‘满汉有别’，朕却说‘天下子民无别’——太公能让东夷人认周室为共主，朕也能让满汉蒙藏之人认大清为一家。若学纣王‘强压百姓’，学某些诸侯‘排斥异己’，便是丢了太公的智慧，也守不住大清的江山！”
春秋
孙武（《孙子兵法》作者）：“太公之谋，乃兵家之根”
作为“兵圣”，孙武视姜子牙为兵家鼻祖，评价直击其“战略与战术的底层逻辑”，满是专业领域的共鸣。
“吾着《孙子兵法》，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理实源于太公。观其渭水垂钓，非‘消极等待’，是‘审时度势的战略判断’——不投纣王，因‘伐无道需待时机’；不附诸侯，因‘辅明主需辨真伪’，此乃‘伐谋’之始。牧野之战，他先以《牧誓》凝聚诸侯之心（伐交），再策反商军奴隶（伐谋），最后以精锐冲锋（伐兵），三步环环相扣，终以弱胜强。后世兵家谈‘攻心为上’，谈‘不战而屈人之兵’，皆未出太公之框架。吾读《六韬》（托名太公所作），见其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更知太公非‘好战之将’，是‘慎战之谋’——这才是兵家的根本：非教人防人，是教人安邦；非教人杀人，是教人止战。”
战国
孟子（儒家亚圣）：“太公之择，乃贤臣之范”
孟子推崇“仁政”与“贤臣择主”，他解读姜子牙，重点放大其“弃暗投明”的道德选择，将其塑为儒家理想贤臣的标杆。
“或问‘贤臣当如何待昏主’？观太公便知答案：纣王暴虐，他‘去之’而非‘愚忠’；文王仁政，他‘辅之’而非‘自傲’，此乃‘顺天应人’之举。有人谓‘太公直钩垂钓是故作清高’，吾独以为不然——他钓的不是‘官位’，是‘能行仁政的君主’，是‘能救百姓的机会’。昔年文王拉车，他受之，非因‘贪图礼遇’，是因‘知文王愿放下君威，必能倾听民声’；治齐时‘简礼’，非因‘轻视礼乐’，是因‘知百姓疲于繁文，需先安其生’。儒家言‘达则兼济天下’，太公一生，便是‘达则兼济’的最好证明：遇明主则尽心安天下，遇良机则全力救百姓，此乃贤臣之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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