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建立的西晋，可能是华夏历史上最荒唐，最没有精气神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它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腐朽、奢靡、毫无进取心的末世气息。
士大夫阶级，不谈经世致用，整天沉迷于玄学清谈，聚在一起嗑着五石散，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空话，社会风气是疯狂的炫富。
大臣石崇和国舅王恺，为了比，谁更有钱，竟然当众用蜡烛当柴烧，用人乳喂猪。
石崇更是将一颗价值连城的珊瑚树，当着王恺的面，用铁如意砸得粉碎，然后让人抬出几十颗更大更美的，尽情羞辱对方，朝堂之上，竟是些庸碌无为之辈。
而皇帝呢？更是出了一个“千古奇葩”，晋惠帝司马衷，当他听说民间闹饥荒，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活活饿死时，这位皇帝竟然天真的问了一句：“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意思是他们吃不上饭，为什么不喝肉粥？
一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都荒唐到了这种地步，你说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果然，报应很快就来了，司马家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将自己的子孙分封为王，结果引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司马家的亲王们，为了争夺皇位，自相残杀，把整个北方打成了一片焦土，也耗尽了国家最后一丝元气。
这场内乱，直接导致了北方边防的崩溃，引来了“五胡乱华”的百年国殇，无数的中原百姓，在异族的铁蹄下，被肆意屠杀、奴役，汉文明差一点就此断绝。
而这一切灾难的源头，都来自于司马家当初那场不光彩的篡位，和他们建立的那个腐朽不堪的政权。
这是第四宗罪：内乱祸国，引狼入室
现在明白了吗？司马家背负的，不是某一件事的罪，而是一连串的原罪。
他们用一百多年的时间，亲手败坏了政治的规矩、君臣的纲常、立国的道义，最终引发了华夏大地上几百年的灾难，这份沉甸甸的血债，历史不会忘记。
终于，那个向他们来讨债的“天选之人”，出现了，他，就是刘裕。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公元363年，他出生在京口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他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的弟弟，但到了他这一代，家境早已败落，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病死了，父亲甚至想把他遗弃。
在那个由世家大族垄断一切的东晋，像刘裕这样的寒门子弟，根本没有任何出头的机会。
他年轻时，砍过柴，种过地，打过鱼，甚至还卖过草鞋，因为好赌，还经常被人追债，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大概率会碌碌无为的过完一生，但那个时代，给了他一个机会，一支名为“北府兵”的特殊部队，正在组建。
这支军队，由北方流亡过来的难民组成，他们对胡人有着刻骨的仇恨，战斗力极其强悍，刘裕投身了北府兵，他的人生从此逆转。
在讨伐孙恩叛乱的战斗中，刘裕的军事天赋，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经常一个人冲在最前面。
有一次，他侦察敌情，与数千敌军周旋，身边只有几十人，他非但不退，反而带头冲锋，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孙恩的几十万乱军，在刘裕面前，就像一群乌合之众，被打的丢盔弃甲，平定了内乱，他又将矛头对准了篡位的权臣桓玄。
此时的刘裕，羽翼未丰，但他审时度势，先是假意归附，麻痹对方，然后在京口召集北府兵旧部，以“讨伐篡逆”为名，悍然起兵。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桓玄政权，迎回了晋安帝，作为头号功臣，刘裕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但他吸取了桓玄失败的教训，没有急于改朝换代，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根基太浅，必须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功业，才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他选择的方向是北伐，“光复旧土，还于旧都”，这是自“衣冠南渡”以来，所有江左政权，想做而不敢做，或者做了却没做成的大事。
公元409年，刘裕亲率大军，讨伐南燕，他一路势如破竹，将南燕国都广固围的水泄不通，最终迫使其开城投降。
公元416年，他又趁后秦内乱，再次出兵北伐，他顺利的收复了东汉故都洛阳，又一路攻进了西汉故都长安。
至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失地，被重新收回，这是自“五胡乱华”以来，南方汉人政权，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
此时的刘裕功高盖世，威望达到了顶点，改朝换代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公元418年，那个口不能言，不知寒暑的晋安帝，被秘密处死，刘裕立了司马德文为帝，史称晋恭帝。
两年后，公元420年，晋恭帝乖乖的写下禅让诏书，享国一百五十余年的晋朝，正式宣告灭亡。
五十八岁的刘裕登基称帝，国号“大宋”，史称“刘宋”，登基之后，他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兑现那张“千年追杀令”。
毕竟改朝换代，还有大量的前朝皇族，留在核心腹地，必然会对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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