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初三（1946年3月6日）。哈尔滨。
火车喷吐着浓烟，缓缓驶入哈尔滨站。蒸汽弥漫，笼罩着灰扑扑的站台和攒动的人头。车厢门打开，穿着各色棉衣、提着大包小裹的旅客涌了出来，汇入站台的喧嚣。
顾婉茹——现在对外使用的是化名“沈梅”——抱着裹在厚实襁褓里的念安，随着人流，有些艰难地走下火车踏板。她穿着一件半旧的藏蓝色列宁装，外面罩着件灰布棉大衣，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眼神依然清澈坚定。
孩子在她怀里睡得正熟，小脸被棉布遮住大半，只露出紧闭的眼睛和微翘的鼻尖。念安已经快半岁了，比刚出生时结实了不少，这一路上虽然颠簸，但还算乖巧，没怎么闹。
同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都是分配到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的干部，一路上互相照应。其中一个叫小刘的年轻姑娘，帮着顾婉茹提了一个装着衣物和日用品的旧藤箱。
“沈梅同志，这边走！接我们的同志应该在外面！”小刘指着出站口的方向喊道。
顾婉茹点点头，紧了紧抱着孩子的手臂，跟着人流向外走去。她的心跳，随着脚步的移动，不由自主地加快。
哈尔滨。她回来了。
空气是熟悉的清冷，带着松花江畔特有的、混合着煤烟和冰雪初融的气息。站前广场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马车、人力车穿梭其间，穿着臃肿冬装的人们行色匆匆。远处，圣索菲亚教堂那标志性的洋葱头穹顶，在早春略显苍白的阳光下，沉默地矗立着。
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又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这座城市，曾经是她和周瑾瑜 共同生活、战斗的地方。这里的街道，他们一起走过；这里的市场，他们一起逛过；那栋位于道里区的小楼，是他们短暂却温暖的家。
如今，她回来了，带着他们的孩子。而他，却不知所踪，生死不明。
在晋察冀根据地等待北调通知的那段日子，她曾无数次幻想过，如果有一天能回到哈尔滨，会不会在某个街角，突然遇见他？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知道他平安就好。组织上也曾帮她多方打听，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暂无确切消息”、“可能已牺牲”、“或转移至其他地区”。希望如同风中的烛火，明明灭灭，却始终不肯彻底熄灭。
“沈梅同志？是沈梅同志吗？”一个穿着灰色棉军装、戴着八路军帽、约莫三十出头的男同志，举着一块写着“接东北局城工部同志”的木牌，在出站口附近张望着。
“是我们！”小刘连忙挥手。
接站的同志姓王，是东北局城工部派来的干事。他热情地帮她们拿行李，引着她们上了一辆停在广场边的带篷马车。
马车在还有些冰碴的石子路上颠簸前行。王干事坐在车辕旁，回头介绍着情况：“几位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部里暂时安排在道里区原日本侨民的一处宿舍楼，条件比较简陋，但还算干净，离工作地点也近。沈梅同志，听说你带着孩子，部里特别照顾，给你安排了一个单间，就是小点。”
“谢谢组织关心，有个地方住就行。”顾婉茹连忙说。
“工作方面，”王干事继续说，“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接收和整理敌伪留下的档案。特别是原警察厅、特务机关、宪兵队那些地方，档案堆积如山，乱七八糟，还有很多被故意销毁或隐藏的。咱们人手不够，尤其缺懂日文、细心、可靠的同志。沈梅同志，你的档案我看过，你在北平上过学，懂日文，又在根据地做过文书和群众工作，部长点名让你先参与档案整理组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顾婉茹心里一动。整理敌伪档案……这工作听起来枯燥，却至关重要。那些纸张里，可能记录着敌人的罪行、潜伏的网络、甚至……一些人的下落。她立刻点头：“我服从组织分配，一定尽力做好。”
“好！那就这么定了。今天你们先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明天我带你们去工作地点熟悉情况。”王干事说道。
马车穿过中央大街。街道两旁的欧式建筑依旧，但很多店铺换了招牌，挂着“国营”、“合作社”的牌子，也有一些私人商铺开着门。行人中，既有穿着军装的干部战士，也有普通市民，还有一些表情茫然的原日侨或白俄。街角有宣传队在贴标语、演活报剧，内容多是“清算敌伪”、“恢复生产”、“建设新东北”之类。城市刚刚从日伪十四年统治下解放出来，百废待兴，新旧交替的气息扑面而来。
顾婉茹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许多记忆的片段不受控制地涌现。她和“赵世安”曾在这条街上散步，在那家咖啡馆（现在好像变成了国营食品店）喝过咖啡，在那个路口等待过交通信号……她甚至下意识地寻找着那栋小楼的方向。
“王干事，”她忍不住开口，声音尽量平静，“咱们城工部，或者别的部门，有没有一个……查询失踪人员下落的渠道？我是说，一些在抗战期间，可能在东北地区失去联系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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