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母亲那边有怀瑾和若华绕膝，加上育婴师的细心照料，生活节奏被孩子们的咿呀学语和嬉闹声填满，忧虑的神色确实被冲淡了许多。我和无尘每日都会过去探望，陪着她吃饭说话，家里的气氛在艰难中维持着一丝温暖的常态。
元宵节前夕，哥哥和嫂子们赶了回来。原本略显空旷的宅邸一下子热闹起来。嫂子们都是通透体贴的人，绝口不提烦心事，只围着母亲聊家常、忆往昔，或是带着孩子们做灯笼、剪窗花，准备着元宵节的小小仪式。厨房里也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气，大家默契地忙碌着，试图用团聚的热闹驱散笼罩在家族上空的阴云。
元宵节当天傍晚，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桌上摆着母亲亲自指导做的汤圆，圆滚滚的，寓意团圆。灯光温暖，孩子们的笑脸天真，兄嫂们努力说着轻松的话题，仿佛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聚会。但每个人眼底深处，都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期盼和紧绷。
饭刚吃到一半，无尘放在一旁的手机震动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神色立刻变得专注，对我们做了个“稍等”的手势，便起身走到客厅的窗边去接听。餐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碗筷轻微的碰撞声，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的背影。
那通电话打了不算短的时间。我们在这边默默等待着，时间仿佛被拉长。母亲握着勺子的手有些紧，嫂子们交换着眼神，哥哥们则沉默地坐着。
终于，无尘挂断电话，转身走了回来。他的步伐依旧沉稳，但眉宇间那层笼罩多日的凝重，似乎被什么东西凿开了一道缝隙，透出些许亮光。他先看向母亲，声音清晰而平稳：“妈，李律师的电话。调查组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所有人的呼吸都屏住了。
“他们根据爸爸留下的记录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位当时被刻意边缘化或调离的关键项目人员。其中一位，在律师和调查人员的多次沟通下，今天终于愿意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证词，并附上了部分他当年私下保存的工作邮件和会议纪要副本。”无尘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张紧张的脸，“这些材料相互印证，能够清晰地表明，爸爸在当时多次的内部会议中，对项目潜在的技术风险和合规问题提出过明确质疑，并书面建议暂缓推进，要求进行第三方复核。但他的意见……被当时的项目主导团队，以‘影响进度’和‘过度谨慎’为由，联合压制了。后续的一些操作，爸爸甚至并不知情。”
真相的轮廓，在这一刻骤然清晰。并非疏忽，更非蓄意，而是一个尽职者被孤立、被蒙蔽，乃至被设计承担了不属于他的责任。
母亲怔怔地听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无尘，仿佛在消化每一个字。渐渐地，她的眼眶红了，嘴唇开始颤抖，那强撑了许久的镇定、忧虑、委屈，在这一刻再也无法压抑。她猛地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先是压抑的啜泣，随即变成了放声痛哭。那哭声里，有长久以来的恐惧，有得知丈夫清白的激动，更有无尽的心疼。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那么谨慎的一个人……”母亲断断续续地哭诉着，嫂子们立刻围了上去，轻轻搂住她，低声安慰，自己的眼圈也都红了。哥哥们站起身，重重地拍了拍无尘的肩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紧绷的脊梁似乎也随着这口气松懈了下来。虽然距离最终尘埃落定还有程序要走，但最关键的那块“主观过错”的巨石，已经被撼动，甚至开始崩解。希望，真真切切地照了进来。
家里的气氛在母亲的痛哭和后续的宽慰声中，由极度紧张转向了一种带着泪水的释然。大家围着母亲说了许多话，直到她情绪慢慢平复，疲惫袭来，被嫂子们劝着回房休息。孩子们早已被育婴师带去安睡。兄嫂们收拾着餐桌，低声交谈，眉宇间的沉重化开了不少。
我和无尘回到了房间。关上门，将客厅隐约的声响隔绝在外。房间里只开了一盏暖黄的床头灯，光线柔和。
还没等我开口说些什么，无尘忽然转身，一把将我紧紧拥入怀中。他的手臂力量很大，勒得我有些疼，但我能感受到那力量背后汹涌的情绪。他没有说话，只是低下头，准确地捕获了我的唇。
我的回应从最初的惊讶迅速化为同样的热烈，手指插进他浓密的黑发，仰头承受着他传递过来的所有情感。
一吻良久，直到我们都气息不稳，他才稍稍退开，但额头仍抵着我的额头。他的眼睛在昏暗中亮得灼人，深深望进我的眼底，声音沙哑而低沉，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老婆，你很棒。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知道他指的不仅仅是我找到了父亲的笔记，更是在整个家庭骤逢变故时，我表现出的冷静、支撑母亲的坚韧，以及始终未曾动摇的信任。我的眼眶微微发热，轻声说：“是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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