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背后的枪声炸开了锅，像除夕夜失控的炮仗，密密麻麻织成一张响网，子弹擦着煤渣飞掠而过，“嗖嗖” 声刺得耳膜发疼。我把小兰死死护在怀里，借着煤堆滑坡的惯性连滚带爬，一头扎进暗沟 —— 沟里积着半尺深的湿泥，混着煤屑糊满全身，却成了保命的屏障。等枪声稍歇，又顺着沟沿往渔村后山钻，钻进密不透风的甘蔗林。
日军卡车的探照灯扫过来，光柱像把锋利的刀，劈开甘蔗叶的缝隙，把叶片映得半透明，悬在头顶像无数柄绿剑。我们浑身裹着煤黑，手脚并用地往前挪，锋利的蔗叶在胳膊上、脸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血珠渗出来，混着泥污结痂，却连一声闷哼都不敢发 —— 怕惊动山下的日军，把仅存的生路堵死。
爬到大山腰的废弃砖窑，我才敢瘫坐在地上喘口气。借着月光低头看小兰，她肩上的旧伤又崩开了，暗红的血把粗布衣服浸出一大片，却还咬牙从怀里掏出块破布，狠狠勒住伤口，抬头冲我笑：“你看，咱们夫妻档，命就是硬。” 我心疼得喉咙发紧，伸手轻轻抚过她汗湿的额发，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先把血止住，再硬的命，也不能让你把血流光。”
后半夜，山脚下传来哗哗的水声，借着夜色往山下望，只见一艘快艇像条黑鱼，悄无声息地靠了岸。昌哥的心腹阿水猫着腰爬上来，手里攥着只油纸包，钻进砖窑就压低声音说：“老板被日军扣了，东昌号也被他们充公了。这是你们要的‘东西’，他让我带句话 ——‘燕子不回头，直飞沂蒙山’。”
我扯开油纸包，二十条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泛着冷光，四箱手榴弹码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地图 —— 上面画着山东沂蒙山的地形，红笔圈出的 “抗日游击队联络点” 格外醒目。我攥紧地图，指节泛白，心里像燃着一团火：师父以前常说，沧州燕子门的轻功再快，也快不过子弹；可要是把子弹握在自己手里，就能为这破碎的山河，抢出一条活路来。
枪有了，赶路的路费却成了难题。我摸出怀里的黄金烟枪，龙嘴的空缺处露着白茬，只剩那颗红宝石在月光下亮着，像颗凝固的血丸。小兰赶紧按住我的手，声音发颤：“这是咱们的聘礼，不能动。” 我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命都快没了，还谈什么聘礼？等咱们活下来，我给你打更好的，比这金烟枪还贵重。”
她沉默了片刻，突然把烟枪抢过去，从发髻里拔下一根金钗 —— 那是她母亲留的遗物，也是她唯一的念想。她小心翼翼地把金钗嵌进龙嘴的空缺，抬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光：“要当一起当，要活一起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 我们连夜下山，找到地下钱庄，把金钗和半杆烟枪当了，换来三十块大洋、两匹壮实的蒙古马，还有一辆吱呀作响的破马车。
马车上，我铺了厚厚的干草，想让她半躺着休息，她却不肯，非要坐在我身后，双手紧紧环住我的腰，脸贴在我汗湿的背上。马铃 “叮当” 想着，我们顶着满天星斗往北赶，像一对私奔的小夫妻，身后是火光冲天的上海，身前是未知却滚烫的远方。
为了避开日伪的卡子，我们只能昼伏夜行。白天藏在齐腰深的高粱地里，听着远处日军巡逻车的马达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夜里赶路时天亮，我就把她裹进怀里，一起坐在马车上赶马。她教我唱江南的《茉莉花》，歌声软乎乎的，像浸了春水；我教她吹口哨唤鸟，她学得慢，总把调子吹跑，惹得我们俩在月光下笑作一团。
她指尖在我掌心轻轻写 “李” 字，我就在她掌心写 “兰” 字，再把两只手合拢，拼成一颗心。饿了的时候，我们分吃一块硬邦邦的馍，她咬一半，把剩下的塞进我嘴里，笑着说：“你赶马、探路，出力多，你先吃饱。” 我嘴里嚼着刺嗓子的麸皮，心里却像灌了蜜 —— 原来漂泊的人，只要抓住一点点甜，就觉得整个天下都轻了。
十天后，我们终于踏进沂蒙山腹地。峰峦像翻涌的墨海，松涛声在山谷里滚着，像闷雷，可山脚下却随处可见饿殍，惨得让人揪心。我们在一座破庙里落脚，庙外的荒地上，几具尸骨还没来得及埋，一群乌鸦在头顶盘旋，“呱呱” 的叫声难听至极。
我第一次看见小兰哭。她抱着个瘦得肋骨都凸出来的小女孩，把我们最后一块干粮掰成碎末喂她，可没过半个时辰，小女孩还是没撑住，小脑袋歪在了她怀里。小兰跪在地上，用手一点点扒土，想把孩子埋了，十指磨得血肉模糊，还在不停挖。我蹲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声音发哑：“别挖了，让燕子带她飞吧，飞到没有饥饿、没有战争的地方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已经不是上海滩那个娇生惯养的杜家千金了 —— 她是我的战友，是这破碎山河的守墓人，也是我心里最硬的那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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