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一过，江南的天便像漏了底的火炉，毒日头毫无遮挡地炙烤着大地。往年这时节，田里的早稻正在灌浆，农人顶着草帽，在田埂水车边忙碌，虽说辛苦，心里却揣着秋收的希望。可今年，自打五月麦收一过，许多村庄的丁壮，连同家里健硕的驴骡、还算板正的大车，便被里正、甲长挨家挨户地登记、召集，一拨拨地离开了田地。
运河里，景象更是不同往年。往年这时，漕船运的是秋粮，一艘接一艘，虽然也繁忙，但总还有个节奏。可今年的运河，从五月下旬起，便像是被人在上游一下子捅开了闸，陡然变得拥挤、喧嚣、甚至带着几分狂暴。
自苏州、湖州、嘉兴，一直到杭州北郊，数百里的运河主干道上，千帆竞渡，舳舻相接。但那船上装的，不再是散装的稻谷小麦，而是一袋袋用崭新麻布缝制、刷着“军粮”、“武备”、“被服”等黑色大字、盖着户部与兵部双重火漆印的 standardized 包裹。船舷吃水极深，船工喊着号子，舵手紧张地盯着前方狭窄处，唯恐与旁船碰撞。
这还只是水路。
与运河平行的官道，以及各条通往北境预设粮台（如镇江、常州、江阴）的支线道路上，车马行人汇成了一股缓慢移动、却无边无际的土黄色洪流。
洪流的主体，是民夫。他们大多衣衫褴褛，肤色黝黑，肩上扛着扁担，挑着沉甸甸的箩筐，里面是米、是盐、是干菜，也有成捆的箭矢、修补帐篷的牛皮、甚至是一箱箱沉重的铅锭。也有人合力推着独轮车，车上货物堆得小山一样，用绳索捆扎得结实实，吱吱呀呀地碾过被无数双脚板和车轮压实了的土路。更多的人，是赶着自家的驴、骡，驮着货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驴骡的鼻孔喷着白沫，身上皮毛被汗水濡湿，粘着一层黄尘。
队伍漫长，蔓延数里，甚至数十里。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味、牲畜粪便味、尘土味，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庞大迁徙群体的沉闷气息。没有人唱歌，很少有人高声交谈，只有沉重的脚步声、车轮声、牲畜的响鼻和偶尔响起的、带着浓重各地口音的简短呼喝：
“跟上！别掉队！”
“前头歇脚！一刻钟！”
“水！给口水喝！”
这便是赵普与户部、工部耗费数月心血，反复测算推演后，推出的“分段接力、有偿征用”新法，在北伐粮秣动员上的现实图景。
往年，无论是前宋还是历代，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尤其是军前转运，往往是灾难的同义词。官府一纸文书，划定某州某县出丁多少、车多少、牲口多少，限期报到某地服役。路途遥远，期限严苛，口粮自带或不足，往往民夫未至目的地已逃亡大半，侥幸到达的也是面黄肌瘦，无力劳作。监工胥吏鞭挞驱使，克扣口粮，死者枕藉于道，生者怨声载道，极易酿成民变。
赵普的新法，核心在于“分段”与“有偿”。
首先，根据北伐大军的进军路线和预设补给点，将整个从江南产粮区到前线的漫长补给线，切割成数十个长短不一的“段”。最短的只有二三十里，长的也不过百里。每一段，都由邻近的州县负责承包。该州县只需负责将上级调拨来的物资，从本段的起点（可能是上一个州县的交接点，也可能是某个运河码头、官道驿站），运送到本段的终点（下一个交接点）。到了终点，清点交割，签字画押，本段任务即告完成，民夫牲口便可领酬返乡。
这样一来，单个民夫离家不过数十上百里，路途短，周期明确（通常不超过十天半月），心里有底，逃亡意愿大减。且在本乡本土范围内活动，地理熟悉，互相照应方便。
其次，“有偿”。官府不再是无偿征发，而是明码标价。民夫每日有基本“脚钱”，按挑担重量或车辆载重另有“力资”；牲口按日计租，另有草料补贴。这笔钱，由户部专项拨款，不经过地方官府，而是在每个“段”的终点，由户部派驻的“转运司”官吏，根据带队里正甲长提交的、经起点和沿途哨卡盖章确认的行程单据，当场核算，以新铸铜钱或小额“粮饷劵”直接发放到民夫手中，或折抵该户未来部分税赋。
钱不算多，但对许多贫苦农户而言，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能补贴家用的活钱，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更重要的是，这种“现做现结”的方式，极大地减少了胥吏从中盘剥克扣的空间，民夫拿到手里的，是真金实银（或可靠的代币），积极性自然不同。
再次，是配套保障。每个“段”的沿途，每隔十里二十里，便有官府设立的简易“茶水棚”和“歇脚点”，供应免费的粗茶和盐水（防止中暑脱水）。重要的中转节点，设有“民夫营”，提供简陋但能遮风避雨的棚舍、基本的炊具和平价粮食售卖。每个民夫队伍，都配有至少一名懂些医术的“疾医”（多是乡间郎中或退伍老军医），携带常见暑药、外伤药。户部甚至与太医院合作，编印了简易的《夏日行军转运防暑须知》，下发到各带队里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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