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瑜叹了口气:“此乃难免。好生安抚,告知他们,新房更坚固、更保暖、更卫生。旧地契一律由官府重新核发,确保其权益。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待他们住进去,体会到便利,便知今日之举非苛政了。”
他深知,这种自上而下、带有强烈现代规划色彩的城建模式,必然伴随着原有社会关系和居住习惯的撕裂与重构。但在他看来,这是帝国迈向更高效、更文明治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辽东,这块几乎可以从头开始描绘的白纸,正是试验这些新理念的最佳场所。
傍晚,陈奇瑜在临时搭建的衙署里,就着油灯,给工部和格物院写汇报文书。他详细记录了规划的落实进度、遇到的问题、以及工匠、民众的反馈。
“……新式规划,于提升效率、保障卫生、强化管理,成效显着。然,其失在于略显呆板,缺乏旧城之烟火气与人文脉络。且强推之下,民间恐有不适。臣以为,此模式可于新城建设及旧城大规模改造中推行,然于传统风貌保存较好之城镇,或需酌情调整,循序渐进……”
他写下了自己的思考,既肯定了新规划的优点,也指出了其可能存在的弊端,体现了一名技术官员的务实与审慎。
广宁右屯卫工地上那横平竖直的道路基线,那初具雏形的功能分区,以及那深埋地下的排水沟渠,不仅仅是在重建一座城池,更是在帝国北疆的土地上,刻印下一种全新的、属于工业时代的秩序理念。这理念伴随着砖石的垒砌而扎根,虽不完美,却代表着一种前进的方向,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空间与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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