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瑜叹了口气：“此乃难免。好生安抚，告知他们，新房更坚固、更保暖、更卫生。旧地契一律由官府重新核发，确保其权益。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待他们住进去，体会到便利，便知今日之举非苛政了。”
他深知，这种自上而下、带有强烈现代规划色彩的城建模式，必然伴随着原有社会关系和居住习惯的撕裂与重构。但在他看来，这是帝国迈向更高效、更文明治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辽东，这块几乎可以从头开始描绘的白纸，正是试验这些新理念的最佳场所。
傍晚，陈奇瑜在临时搭建的衙署里，就着油灯，给工部和格物院写汇报文书。他详细记录了规划的落实进度、遇到的问题、以及工匠、民众的反馈。
“……新式规划，于提升效率、保障卫生、强化管理，成效显着。然，其失在于略显呆板，缺乏旧城之烟火气与人文脉络。且强推之下，民间恐有不适。臣以为，此模式可于新城建设及旧城大规模改造中推行，然于传统风貌保存较好之城镇，或需酌情调整，循序渐进……”
他写下了自己的思考，既肯定了新规划的优点，也指出了其可能存在的弊端，体现了一名技术官员的务实与审慎。
广宁右屯卫工地上那横平竖直的道路基线，那初具雏形的功能分区，以及那深埋地下的排水沟渠，不仅仅是在重建一座城池，更是在帝国北疆的土地上，刻印下一种全新的、属于工业时代的秩序理念。这理念伴随着砖石的垒砌而扎根，虽不完美，却代表着一种前进的方向，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空间与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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