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解释道：“欲学技艺，先通文字。所有留学生，首要之事，便是进入即将成立的‘大明官话学堂’，集中学习汉语官话，熟读《洪武正韵》，并强制要求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及《论语》选篇。不通汉文，不晓礼仪，一切免谈。此非仅为交流便利，更是使其从思想根基上，认同中华文明之优越。”
这便是朱由检的深意之一。技术可以设限，但文化的渗透和语言的统一，是更为持久和根本的融合手段。当这些藩属国的精英阶层都开始使用汉语、阅读汉文典籍、接受儒家基本价值观时，他们在文化上便与大明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其自身的民族特性与独立性将受到潜移默化的削弱。
“第三，分区管理。留学生抵达后，将集中居住于特设的‘藩学馆’，由礼部派员严格管理，非经允许，不得随意与京中百姓乃至普通士子交往，更不得靠近格物院核心工坊、讲武堂机密教案室、以及各大造船厂、兵工厂等要害部门。”
“第四，学成监督。留学生完成学业归国前，需由管理官员对其所学进行评定，并明确告知，其所学知识，仅可用于造福本国、巩固与大明之邦谊，不得用于对抗天朝或私自传授禁忌之术。若有违背，天朝有权追究，并影响后续该国派遣留学生之资格。”
朱由检一条条道来，思路清晰，考虑周详，既给了藩属国面子，满足了他们部分学习需求，又牢牢守住了技术的底线，更埋下了文化同化的长远伏笔。
“陛下圣明！”林欲楫首先躬身称赞，这一套组合拳，将留学生管理纳入了规范的礼制轨道，并赋予了文化教化的核心地位，深合他心意。
施琅与宋应星对视一眼，也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认同。虽然未能完全禁止藩属接触新学，但在如此严格的框架下，核心技术泄露的风险已大为降低，同时还能借此筛选、培养一批亲明的藩属国技术官僚和军官，长远来看，利大于弊。
“具体细则，就由礼部牵头，会同格物院、讲武堂、锦衣卫共同拟定章程，报朕御览。”朱由检最终拍板，“宋爱卿，你格物院需尽快整理出一套可对外传授的‘通用教材’，内容需有益民生，然不得涉及关键工艺。施爱卿，讲武堂亦然，基础军事知识可授，但核心战法、新式装备参数，必须严格保密。”
“臣等遵旨！”三人齐声应道。
随着这道旨意的酝酿和后续章程的颁布，一场围绕藩属国留学生管理的制度被迅速建立起来。不久之后，第一批来自朝鲜、琉球、安南的“官费留学生”，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踏上了大明的土地。他们被统一安置在京师新建的、戒备森严却又设施齐全的“藩学馆”中，面对的第一课，不是高深的格物原理或精妙的兵法韬略，而是枯燥的汉语拼音（朱由检授意格物院语言所初步整理的标准音标注体系）和“人之初，性本善”的朗朗读书声。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看似基础的语言文化学习背后所蕴含的深远意图，只将其视为学习更高深知识的必要阶梯。而在帝国高层看来，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既是维系与藩属国关系的纽带，也是播撒大明文明火种的种子，更是未来构建以大明为核心的、更加紧密的东亚乃至西太平洋秩序的重要棋子。管理好他们，引导好他们，其战略意义，不亚于赢得一场海上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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