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抬起手，制止了他后面的话。他的目光深邃，手指轻轻敲打着那份《海事商情》。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缓缓道，“报纸此物，如同双刃之剑。用之得当，可宣谕政令，开启民智，通上下之情，甚至监督吏治，于国大有裨益。若一味堵塞，则暗流汹涌，反噬更烈。”
他深知舆论的力量。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中，他见识过信息闭塞带来的决策失误和民情壅塞。在这个时空，他推动工业革命，开启大航海时代，必然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信息传播和思想准备。
“然，亦不可任其泛滥，惑乱人心，动摇国本。”朱由检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尤其是涉及君权、体制根本，以及可能引发内外纷争的不实之言，必须有所约束。”
他沉吟片刻，做出了决断。
“传旨内阁，”朱由检沉声道，“着礼部、刑部、都察院及通政使司，会同议定《出版管理条例》。明确报纸、书籍等出版之物，其创办、发行需经官府核准。内容不得诽谤君上，不得妄议朝政核心，不得泄露军国机密，不得煽动民变，不得传播淫秽邪说。违者，视情节轻重，予以罚银、停刊、查封，乃至追究主笔、东家之罪责。”
他顿了顿，补充道：“同时，令皇城司加强对各报馆背景、资金往来及主要撰稿人之监控。朕要知晓，这舆论场背后，究竟有哪些势力在涌动。”
皇帝的旨意，迅速转化为行动。不久后，一份初步拟定的《出版管理条例》草案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讨论。它像一把悬停在报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赋予了其合法地位和一定空间，也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消息传出，几家欢喜几家愁。《京报》作为官方喉舌，自然稳如泰山。《海事商情》的东家和主笔们则聚集在一起，紧急商议对策，既要保住报纸的锐气和销量，又要在即将到来的监管下找到生存之道。一些准备效仿办报的人，则变得更加谨慎。
报纸，这个由新技术（活字印刷改良）、新需求（工商业信息流通）和新思想（经世致用）共同催生的产物，已然在大明帝国登堂入室。它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影响着这个古老国度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进程。信息的洪流一旦决口，便再难倒流。如何驾驭这股力量，将成为帝国统治者面临的全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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