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城的城门，是在一个铅云低垂的清晨，被从内部缓缓推开的。没有预想中的浴血奋战，没有惨烈的巷战，甚至没有多少抵抗的意志。开启城门的，不是大明新军的攻城槌，而是城内早已绝望的守军，以及一些暗中与明军联络已久的低级军官和不堪忍受的包衣。
当身着深蓝色冬季军服、肩扛燧发枪的大明新军先头部队，排着严整的队列，踏着积雪，沉默而肃穆地开进这座曾经象征着后金权力巅峰的城市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破败与死寂。街道两旁的房屋大多门窗紧闭，偶尔有胆大的居民从门缝中偷偷张望，眼神中充满了恐惧、茫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解脱。
曾经喧嚣的八旗驻地被废弃，旗帜歪斜地倒在泥雪之中。所谓的“皇宫”更是宫门洞开，里面值钱的物件早已在连日的内斗和混乱中被劫掠一空，只剩下一些笨重的家具和满地的狼藉，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政权仓促而狼狈的终结。
新军指挥官，辽东总兵曹变蛟，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在一队亲兵的护卫下进入城中。他面色冷峻，目光锐利地扫过街道和重要的建筑节点。按照陛下的旨意和枢密院的周密计划，他麾下的部队迅速而高效地展开行动。
一队队士兵接管城防，控制府库、武备库等要害地点；工兵开始清理街道，设立临时指挥所和医疗点；军法官带着通译四处张贴安民告示，用汉、满两种文字宣告大明皇帝陛下对辽东的接收，承诺秋毫无犯，安定民心。
整个过程，如同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演习，顺畅得令人难以置信。后金，这个曾经让大明帝国寝食难安、耗费了无数钱粮和鲜血的庞然大物，在其最后一任核心领导者多尔衮死后，竟如此轻易地土崩瓦解，甚至未能组织起一次像样的、有尊严的最后一战。
数日后，来自北京的八百里加急，将皇帝的正式诏书送达盛京。曹变蛟率领文武官员及部分被“请”来的女真各部头人，在临时清理出来的官署前跪接圣旨。
诏书的核心内容简洁而有力：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建州卫女真，本为大明臣属，世受国恩。然其酋首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忘恩负义，僭越称制，屡犯边疆，荼毒生灵，罪恶滔天。今赖祖宗庇佑，将士用命，元凶授首，其众瓦解。朕念尔等部民，多受裹挟，情有可原。兹决定，设立‘辽东特别行省’，辖盛京、辽阳、广宁等地。废除八旗旧制，对女真各部进行编户齐民，一体纳入大明王化！”
“编户齐民”四个字，如同重锤，敲在那些跪听圣旨的女真头人心上。这意味着他们世代沿袭的部落组织、旗主制度将被彻底打破，所有人口将被登记造册，直接纳入大明的郡县管理体系，缴纳赋税，承担徭役，遵守《大明律》。这是从根本制度上，对建州女真进行的去军事化、去政治化的改造。
曹变蛟宣读完毕，收起圣旨，目光扫过面前神色各异的女真头人，声音沉稳：“陛下天恩浩荡，既往不咎。只要尔等安分守己，遵从王法，便可为大明顺民，安居乐业。朝廷将派遣流官，教授汉文，推广农耕，兴修水利，使尔等共享太平之福。若有冥顽不灵，意图不轨者……”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森然的语气和周围肃立的新军士兵手中寒光闪闪的刺刀，已经说明了一切。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整个辽东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
来自关内的流官们，带着大量的文书、账册和测量工具，在军队的保护下，深入到一个个女真村落和曾经的八旗庄园。他们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丈量土地，划分保甲。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习惯了渔猎和部落生活的女真人对此极为抵触，甚至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但在新军绝对武力的弹压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分化策略下，这些抵抗都如同投入洪流的石子，迅速被平息。
同时，大规模的“教化”工作也随之展开。在盛京、辽阳等主要城镇，设立了官办的“蒙学堂”，强制要求女真适龄儿童入学，学习汉语汉文，诵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籍。一些被俘或归降的、通晓汉文化的女真文人，也被动员起来，担任通译或辅助教职。
格物院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则带着玉米、土豆种子和新式农具，向被编户的女真民众推广农耕技术，引导他们从渔猎转向更稳定的农业生产。工部的工程队，则开始规划并着手修复在战乱中损毁的道路、桥梁，并着手疏浚辽河，为未来的大规模开发和运输做准备。
曹变蛟站在盛京的城楼上，看着城外原本属于八旗贵族的田庄被重新丈量、分配，看着远处新建的蒙学堂升起的炊烟，看着工部的人指挥着归降的女真劳力挖掘沟渠，心中感慨万千。
“总兵大人，看来陛下的‘编户齐民，推行教化’之策，确实是在根子上解决问题。”他身边的副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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