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的初冬，北京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当张献忠授首、湖广平定的捷报以六百里加急送至紫禁城时，引起的朝野反响，已不似鹰嘴峪大捷那般全民狂欢，更像是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持续多年的内忧外患，似乎在这一刻，终于被强行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乾清宫的西暖阁内，地龙烧得暖烘烘的，驱散了窗外的寒意。朱由检屏退了左右，只留下王承恩在门口伺候。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批阅堆积如山的奏章，而是独自站在那幅巨大的大明寰宇全图前，目光深沉，久久不语。
地图上，代表大明疆域的朱红色块依旧广袤，北至辽东，南抵琼崖，西涵乌斯藏，东临大海。然而，这片广袤的版图，在朱由检的眼中，却并非铁板一块。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掠过一片片区域，脑海中浮现的，是远比地图线条更为复杂的现实图景。
北疆，真的安稳了吗？
手指停在辽东。皇太极重伤遁走，后金内部陷入汗位之争，这确实是天赐良机。但多尔衮、代善、豪格……这些人哪个是易与之辈？一旦他们之中有人整合了力量，缓过气来，凭借其渔猎民族的坚韧和逐渐学习的火器技术，必将是心腹大患。所谓的“长期蚕食，经济控制”策略，需要时间，也需要大明自身持续的强大压力。松懈不得。
内患，真的根除了吗？
手指移向陕西、湖广。高迎祥、张献忠伏诛，大规模流寇武装被摧毁，但滋生流寇的土壤——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天灾频仍、民生困苦——真的被改变了吗？孙传庭在陕西强力推行新政，清丈田亩，触动了多少士绅豪强的利益？湖广等地，官绅一体纳粮的阻力又有多大？那些在剿匪中投降的数十万流民，安置工作是否到位？他们是被新政转化为安居乐业的百姓，还是会因为安置不当，再度成为隐患？
他的目光扫过江南。那里是帝国的财赋重地，也是旧有利益格局最盘根错节之处。银元券的推行在那里遇到了软抵抗，格物学堂被士林清议贬斥为“工匠之学”，官营工坊更是被视作“与民争利”的典型。朝堂之上，以周延儒为代表的势力，虽然暂时蛰伏，但其影响力仍在，他们正在用更隐蔽的方式，试图将新政拉回到符合他们利益的轨道上来。
新政本身，就没有问题吗？
朱由检微微蹙眉。他推动的变革，不可谓不猛烈。新军、银行、格物院、官营工坊、讲武堂、新学……这一切，都建立在皇权空前强化的基础之上。他依靠的是超越时代的见识和作为穿越者的先知先觉，以及军事胜利带来的无上权威。但这种方式，可持续吗？
“王伴伴。”朱由检忽然开口。
“老奴在。”王承恩连忙躬身应道。
“你说，朕是不是……太急了？”朱由检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王承恩心中一凛，小心翼翼地回答：“皇爷励精图治，夙兴夜寐，所做一切皆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为了天下黎民百姓。若非皇爷力排众议，推行新政，练就新军，焉有今日北破鞑虏、南平流寇之局？”
朱由检摇了摇头，他知道王承恩说的是事实，但这并非他想要的答案。“利器在手，可破强敌。然治国，非仅凭利器。朕用雷霆手段，扫清了不少障碍，却也埋下了许多隐患。譬如这银元券，民间仍有疑虑，旧有钱庄暗中抵制；譬如这新学，士林反对声浪不小；譬如这清丈田亩，地方阳奉阴违者众……朕可以靠权威强推一时，但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观念，凝聚共识，一旦……一旦朕不在了，或者权威稍减，这些新政，会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隐忧。他带来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近乎强制的现代化嫁接。技术的差距可以靠格物院弥补，但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利益分配的调整，则需要更漫长、更细致的工作，甚至可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现在的“盛世”，是建立在军事胜利和他个人权威之上的，其基础，远未牢固。
他走到御案前，拿起一份来自南京的密报，上面记录着几位东林宿老私下议论新学“败坏人心”，担忧“礼崩乐坏”的言论。
“你看，打败看得见的敌人容易，要改变人心里的成见，难啊。”朱由检轻叹一声。
窗外，北风呼啸，卷起几片枯叶。帝国的北方暂时无战事，南方已告平定，但在朱由检心中，一场更加复杂、更加漫长的战役，才刚刚开始。这场战役的战场，在每个人的心中，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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