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堂的沙盘推演场上，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已然散去，但那场以弱胜强、以智取胜的演练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却如同投入古井的石子，在学员们的心中持续荡漾开层层涟漪。这种冲击，并未止步于战术层面，而是伴随着政治教导官陈启泰那润物无声的引导，悄然向着更深邃的领域蔓延。
在一间悬挂着“忠勇堂”匾额的讲堂内，烛火通明。白日里操练、学习的疲惫并未让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早早歇息，反而有十几人自发地聚集在此。他们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方阵，而是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蒲团上，气氛热烈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这其中，有新军选拔的哨官、队正，也有几名边军学员，李宏祚赫然在列，他坐在角落，虽未主动发言，却听得格外认真。
主持这场非正式讨论的，并非教导官陈启泰，而是一名来自新军的年轻哨官，名叫陆文昭。他原本是京营中一名不得志的低级军官，因通晓文墨、头脑灵活被选入讲武堂，在政治课上表现尤为积极。
“诸位同袍，”陆文昭的声音带着几分激动，他手中并无书卷，只有几张写满了字的粗糙草纸，“白日陈教官讲授《荀子·强国篇》，言‘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我思之再三，深以为然！诸位请看，我新军之燧发枪、野战炮，较之旧式火铳、将军炮，孰为‘便利’？孰为‘攻完’？”
“自然是新械便利、攻完！”一名新军队正立刻接口，他挥舞着手臂，“射程、射速、精度，天壤之别！蓟镇之战，便是明证！”
“正是此理！”陆文昭用力点头，目光炯炯，“然则，为何旧军沿用旧械数百年，直至陛下圣心独运，方有我等手中之利器？为何以往边镇，皆知建奴弓马犀利，却只知加固城防，鲜有想着如何造出更利之器以克之？”
这个问题抛出，堂内安静了一瞬。边军学员们面面相觑，他们习惯于接受现状，很少思考“为何如此”。
李宏祚眉头微蹙，他想起在大同镇时，也曾向上官提议改进火器，却被斥为“不安分”、“好高骛远”。
陆文昭不等众人回答，便自问自答，引向了更深层：“《管子·牧民》有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国无财富，何以养兵？兵无利械，何以制胜？陛下设立格物院，兴办钢铁、纺织诸业，产出‘官布’、‘官铁’，看似‘与民争利’，实则是为了积累这‘仓廪’、‘衣食’！是为了让我等将士有坚甲利兵，让天下百姓能丰衣足食！此乃真正的富国强兵之道！非是空谈仁义道德所能及！”
他将古老的典籍思想与眼前活生生的现实联系起来，赋予了“格物”、“新政”一种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崇高的目标。这让许多原本只知服从命令的军官，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火器、身上的军装，乃至皇庄里新产的粮食，都与一条宏大的、名为“强国”的链条紧密相连。
“可是，”一名来自宣府的边军学员犹豫着开口，他脸上带着困惑，“士农工商，商为末业。朝廷直接经营工坊，与商贾何异？这……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这个问题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边军学员，乃至许多传统士大夫的疑虑。
不等陆文昭回答，另一名钻研过徐光启所译《几何原本》的新军学员插言道：“王兄此言差矣！《史记·货殖列传》亦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器’从何来？不正是要靠‘工’吗？格物院所为之‘工’，非是寻常小作坊，乃是关乎国计民生、军国大事的‘大工’！若无此‘大工’产出精铁、标准零件，我等手中火器从何而来？若无官营工坊稳定产出质优价廉之布匹、铁器，国库如何增收？流民如何安置？此乃重工以兴利，绝非简单的‘经商’！”
他的反驳，引用了史籍，并结合了现实需求，试图打破“重农抑商”的僵化思维，为“工业”正名。
李宏祚默默地听着，脑海中两种观念激烈交锋。他自幼接受的教导，是耕读传家，是重义轻利。但眼前同袍的论述，以及他在讲武堂、在演练场上亲眼所见的一切，都在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固有的认知。如果……如果强国必须如此，如果陛下所行的“重工兴利”真的能带来坚船利炮、丰衣足食，那么，过去的那些观念，是否真的完全正确？
讨论渐渐深入，从武器装备，谈到了军队的本质。
“戚少保曾言，‘兵之贵选，尚矣’。”陆文昭再次引经据典，“而陛下训示，‘忠诚、谋略、技术’三者缺一不可。我等新军，严格选拔，系统操练，更灌输忠君报国之思，岂不正是‘选练’之极致？如此军队，方为国之柱石，而非昔日那些吃空饷、扰百姓的乌合之众！”
“还有那参谋作业，”又一人补充道，“看似繁琐，实则正是将为将者之‘谋略’，化为全军行动之准则。这岂不比依赖主将一人之智，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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