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冬的寒意彻底攫住北国大地，将山川河流冻结在一片肃杀的白茫之中时，蓟镇前线的战事，也如同这酷寒的天气一般，陷入了一种粘稠而压抑的僵持。皇太极在经历了石门口棱堡那堵混合着火焰与钢铁的墙壁的初次碰壁，以及迂回战术虽搅动后方却未能迫使明军主力决战的挫折后，这位雄才大略的后金之主，不得不压下心头的焦躁与那隐隐作痛的征服欲，开始以更加审慎、甚至可以说是阴鸷的目光，重新审视眼前的对手，以及这片已然化为巨大血肉磨盘的战场。
持续的、不计伤亡的正面强攻被证明是愚蠢的。那棱堡群如同浑身尖刺的钢铁豪猪，每一次蛮力冲撞，只会让八旗勇士付出惨重的代价，却难以撼动其根本。皇太极下令，停止了大规模步兵集团的波浪式冲锋，转而采取了一种更为精细、也更为残酷的“剥洋葱”战术。
每日，后金军依旧保持着对石门口棱堡群的高压态势，但进攻的主体变成了小股、多批次的精锐步卒。他们不再追求一蹴而就的突破，而是在厚重楯车、临时堆砌的土垒，甚至是夜间挖掘的简易壕沟掩护下，利用强弓硬弩和数量不多的火炮，与棱堡守军进行着无休止的远程对射和土木作业对抗。他们像最耐心的猎人，一点点地蚕食棱堡外围的障碍，填平某段壕沟，摧毁某处拒马，试图压缩明军的防御空间，寻找那可能存在的、哪怕一丝的防御漏洞。
“注意！东北角，三角堡下方，鞑子又在挖地道！”了望哨的惊呼声在棱堡内响起，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
孙应元立刻调集早已准备好的“听瓮”手（将大瓮埋于地下，监听远处动静的士兵）和少量精锐斥候，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出堡，进行反地道作业或突袭破坏。这样的地下争夺，无声却凶险，时常在狭窄黑暗的坑道中爆发惨烈的白刃战，冰冷的泥土与温热的鲜血混合在一起，成为这场僵持战最残酷的注脚。
与此同时，阿巴泰和济尔哈朗率领的后金游骑，如同鬼魅般在京畿大地上持续肆虐。他们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主力，专挑防御薄弱的村落、屯堡、乃至小股运输队下手，烧杀抢掠，制造恐慌。袁崇焕虽屡次派兵追击，但这些后金骑兵极其狡猾，利用其出色的机动性，往往一击即走，或设置埋伏，让急于求战的关宁铁骑疲于奔命，拳头屡屡砸在空处，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整个蓟镇后方，风声鹤唳，漕运一度受到威胁，来自朝廷催促进兵、扫清鞑虏的旨意也一道紧似一道，让坐镇蓟州的袁崇焕承受着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压力。
石门口棱堡群，则在这种高压围困与持续袭扰下，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孙应元严格执行着“固守待机”的策略，任凭后方如何告急，任凭关宁军如何请战，他自岿然不动，绝不轻易出堡浪战。他利用棱堡完善的防御体系和相对充足的物资储备（得益于内帑“复兴基金”的直接供应和相对安全的补给线），与皇太极进行着意志与耐心的较量。
然而，堡内的生活异常艰苦。士兵们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需要时刻警惕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的冷箭、炮弹，或是脚下可能被挖通的地道。睡眠被分割成碎片，在枪炮声的间隙中勉强合眼。饮食也多是能长期保存的干粮、咸菜，难得一口热汤热水。严寒更是无孔不入的敌人，即使穿着棉甲和厚衣，哨位上的士兵依旧冻得手脚麻木，睫毛结霜。但新军严格的纪律、军官的身先士卒，以及初战胜利带来的坚定信心，支撑着他们。孙应元更是时常亲临一线，巡视防务，用他那沉静而坚定的目光，抚平士兵们心中的焦虑。
“都打起精神！鞑子这是没办法了，才跟咱们耗着！他们人吃马嚼，远道而来，比咱们更急！咱们多守一天，陛下的援军和布置就更完善一分！多守一天，建奴的力量就多消耗一分！”类似的动员，在各处阵地上，由各级军官不断地重复着，如同磐石，稳固着军心。
但持续的消耗战也开始显现其代价。燧发枪的枪管因连续射击而寿命缩短，出现裂纹甚至炸膛的风险增加，需要及时更换；火药和铅弹的消耗巨大，虽有储备，但也需精打细算，孙应元甚至下令非必要时减少齐射频率，改用更精准的点名式射击；最令人头疼的是伤病——并非都来自战斗，长期处于寒冷、潮湿、紧张与营养不良的环境下，风寒、冻伤、痢疾等疾病开始在新军中蔓延，虽经随军医官尽力救治，但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多，对士气和战斗力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孙应元不断将前线的情况，特别是物资消耗、装备损耗和面临的困难，写成密奏，送往京城。他知道，这场对峙，不仅是前线将士的比拼，更是双方国力、后勤保障与统治意志的全面较量。
而在蓟州城西的关宁军大营，气氛则更为微妙而复杂。袁崇焕一方面要应对后方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和朝廷越来越严厉的催促，另一方面，看着孙应元稳稳守住了石门口，吸引了皇太极主力，自己却只能带着精锐铁骑在外围与敌军游骑“捉迷藏”，心中那股憋闷、焦灼与一丝难以言喻的失落感与日俱增。他与孙应元之间那源于理念、出身与此刻处境差异的芥蒂，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因各自面临的困境而隐隐加深。关宁军中将校对那支“只会龟缩守城”的新军的轻视言论，也时有耳闻，两军之间的隔阂，如同这冬日的寒冰，难以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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