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皇庄的试验田里，南来的种苗刚刚在精心呵护下艰难地探出稚嫩的绿芽，西山格物院的工坊内，宋应星正为统一度量衡而呕心沥血。当这些关乎国本的新生事物在泥土与铁砧间悄然萌发时，紫禁城巍峨的宫墙之外，另一股潜流却在暗巷与私邸中悄然汇聚，带着陈旧腐朽的气息，试图将这初生的希望扼杀于襁褓之中。
朝堂之上，因皇帝朱由检以雷霆手段铲除魏忠贤、设立新军、整肃蓟镇而暂时噤声的旧势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与观察后，发现这位年轻的天子并非只是一时兴起，其推行的新政，无论是“格物”、“新军”还是“农改”，都实实在在地触动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与僵化却利于维护自身特权的旧有秩序。
这一日的常朝，气氛便显得有些微妙。在处理了几件关于漕运、盐税等常规事务后，都察院的一位御史，郭兴言，手持玉笏，迈步出班。此人素以“清流”自居，在阉党当权时也曾因不肯同流合污而郁郁不得志，但其思想深处，却与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并无二致，视一切变革为“违背祖制”的洪水猛兽。
“陛下，”郭兴言声音清朗，带着忧国忧民的恳切姿态，“臣有本奏！近日闻听，京畿皇庄之内，大兴土木，以‘以工代赈’之名，招募流民数万，耗费内帑钱粮巨万，更引种南方所谓‘甘薯’、‘玉米’等奇株异草，美其名曰‘农政革新’。陛下励精图治，心系黎民，臣等感佩。然，我大明自有稻、麦、黍、稷之正统，足可养育万民。如今耗费巨资，试种此等来历不明之物，一者，恐与农时地利不合，徒耗钱粮；二者，招募流民聚集，虽暂安其心，然人数众多，良莠不齐，日久恐生事端，非长治久安之策啊！”
这番话，引据“正统”，关心“民瘼”，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皇庄农业改革，质疑其必要性与安全性，隐晦地将其与“社会动荡”联系起来。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有几名科道言官和几位职位不高却代表着某些地方士绅利益的官员出列附和。
“郭御史所言极是！农事乃国之根本，岂可轻率更张？若此等海外奇种不成，则前功尽弃，徒损国力！”
“流民聚集，隐患重重！昔日黄巾、黄巢之乱，其始莫不由流民而起！当遣散归乡，各安其业，方为正理！”
“陛下，内帑虽丰，亦当用之有度。若因此等未经验证之事，耗尽陛下私财，他日若遇天灾兵祸，何以应对？”
这些言论，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都在为国家和皇帝考虑，实则处处设置障碍，试图将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
龙椅之上，朱由检面无表情，心中却是一片冷然。他早就料到改革不会一帆风顺，这些旧式文人官僚，不敢直接否定皇帝的权威，便试图从“制度”、“民生”、“财政”的角度进行软性约束，用“祖制”和“风险”作为他们最好的盾牌。
他没有立刻反驳，目光扫向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和站在文官班列中的徐光启。
毕自严眉头紧锁，正要出列驳斥，另一名官员，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却抢先一步迈出。周延儒此人，心思机敏，善于揣摩上意，虽非改革派核心，但也看出皇帝革新之意甚坚，此刻出言，既有迎合帝心之嫌，亦有打击政敌之实。
“陛下，臣以为郭御史等人所言，未免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周延儒声音不高，却带着一丝讥诮，“皇庄试行新法，招募流民以工代赈，使其由破坏之力转为建设之力，京畿治安因此好转，此乃陛下圣明，化害为利之举！至于试种新作物，徐阁老《农政全书》已有明载，西人亦多有推崇，其高产耐瘠之性，或可解北地旱荒之困！未曾尝试，便断言其不可为，岂非因噎废食？”
徐光启也适时出班，他并未动怒，而是以一种严谨务实的态度回应：“陛下，郭御史所虑，臣亦曾思之。然农事之道，在于因地制宜，广开粮源。甘薯、玉米等物，于闽广已证其效，北地试种，正为验证其适应性。所有耗费，皆有明细账目，由内帑‘复兴基金’专项支出，并未占用国帑分毫。至于流民管理，皇庄自有章程，编户造册，以工管人，并未见有滋扰地方之事。若因惧怕未知风险而固步自封，则农学永无进步，民生何谈改善？”
两派意见，顿时在朝堂上争论起来。支持改革者引证事实，强调变通与实效；反对者则高喊祖制，夸大风险，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
朱由检冷眼看着下方的争论，心中明了，这仅仅是水面上的涟漪。真正的暗流，潜藏在这些看似正当的争议之下。他注意到，一些原本在阉党倒台后显得颇为“恭顺”的官员，在此事上却异常活跃，而他们背后，似乎隐约有着某些地方藩王、豪商巨贾的影子。这些人的利益，与皇庄的土地、流民的劳力、乃至未来可能推广的新作物所带来的农业格局变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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