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帑因玻璃镜的“魔力”而日渐充盈，如同为朱由检这架艰难前行的马车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然而，他深知，金钱固然重要，但人才才是决定这架马车能跑多远、能载多重的根本。格物院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已初具雏形，但仅靠徐光启一人和几位工匠，以及他自己这个来自未来的“理论指导”，终究是独木难支。他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需要打破旧有选拔体系的桎梏，网罗那些被八股文章埋没的、拥有实干才能或奇思妙想的“异才”。
朝堂上，因“天象”风波而暂时蛰伏的魏忠贤一党，虽表面收敛，但暗地里的掣肘从未停止。朱由检提出的任何涉及人事变动、机构改革的动议，都会在六科廊和都察院遭到各种或明或暗的阻挠。通过常规的科举和吏部铨选，他很难在短时间内，将足够多符合他心意的人才安置到关键位置。
必须另辟蹊径。
这一日，朱由检在召见内阁辅臣及礼部尚书时，抛出了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
“朕近日翻阅史书，见历代明君，于国事艰难之际，多开恩科，广纳贤才，以应时艰。”朱由检端坐于龙椅之上，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今我大明，内有多地灾荒待赈，流民待抚；外有辽东建奴虎视，边患未平。正值用人之际。朕意，于今岁冬，加开恩科，特取一批贤能之士，以补朝廷用度之不足。”
开恩科？几位老臣闻言，神色各异。恩科并不罕见，新帝登基、庆典祥瑞等时常举行，算是皇帝施恩、士子晋身的额外机会。但皇帝特意强调“应时艰”、“用人之际”，似乎意有所指。
礼部尚书迟疑道：“陛下圣意，老臣等自然领会。只是，今岁并非大比之年，仓促举行恩科，恐准备不及，且……与祖制略有不合。”
“祖制亦是为江山社稷。”朱由检淡淡道，“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至于准备，可简化流程，缩短周期。朕意已决。”
见皇帝态度坚决，几位大臣不便再硬顶。毕竟，开恩科本身，对天下读书人而言是好事，他们若强行反对，反而会得罪整个士林。
然而，朱由检接下来的话，才真正掀起了波澜。
“此次恩科，为求实效，朕决定，在传统经义之外，另设‘实务’与‘格物’两科。”朱由检目光扫过众人，清晰地说道，“‘实务科’，考察钱粮、刑名、水利、边务等经世致用之学；‘格物科’，则考察算学、天文、地理、工艺制造之理。此两科，与经义科并行，单独命题，单独录取。中试者，朕将量才擢用，不拘泥于常例！”
此言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油锅中滴入冷水，瞬间炸开！
“陛下！万万不可啊！”一位翰林学士立刻出言反对，“科举取士，乃为国选贤，历来以圣贤经义为本！此乃祖宗成法，天下士子进身之正途！若另设杂学之科，恐使士子趋奇好异，轻视根本，败坏学风，动摇国本啊！”
“是啊，陛下！算学、工艺，乃匠作小技，岂能登大雅之堂，与圣贤之道并列于科场？此非取士，实乃褒渎！”另一位官员也激动地附和。
质疑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在他们看来，皇帝此举，不仅是破坏规矩，简直是在挑战千年来儒家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将那些“奇技淫巧”与圣贤文章并列，是对他们身份和价值的巨大羞辱！
朱由检冷眼看着下方激动的臣子们，心中早有预料。他知道，这必然会触动传统势力最敏感的神经。
“圣贤之道，朕未曾轻弃。经义科仍是取士主流。”朱由检等他们声音稍歇，才缓缓开口，“然，诸位爱卿可曾想过，若空谈性理，而无经世之才，无富民强兵之术，如何应对眼下之困局？陕西灾民嗷嗷待哺，需懂钱粮赈济之才；辽东建奴铁骑叩关，需知兵事、晓火器之将；河道淤塞，漕运不畅，需通水利之官！难道仅靠背诵朱子注疏，便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他语气加重：“朕开设实务、格物二科，非是要取代经义，而是要补其不足！是要为天下那些虽不擅长八股，却怀有实学、身负异才之人，开一道报国之门！此乃为国取材，何来褒渎之说？莫非在诸位心中，只有熟读诗书者才是人才，那些能造坚船利炮、能治水修渠、能精算钱谷者，便不是人才，便不能为国效力吗？！”
一连串的反问，掷地有声，让不少反对的官员一时语塞。皇帝将议题拔高到了“为国取材”、“应对时艰”的高度，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这时，此前曾在“天象”事件中为格物院发声的礼部右侍郎钱龙锡，再次站了出来。他并非完全赞同皇帝的所有想法，但他更厌恶阉党及其附庸把持言路、排斥异己的行径。皇帝此举，客观上也是在打破阉党对科举的潜在影响。
“陛下所言，老臣以为，确有道理。”钱龙锡沉稳地说道，“国事艰难，需广开才路。增设实务、格物二科，取专精之才以应实务之急，于国于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把握分寸，不与经义本业冲突，试行一番，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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