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吸一口气，从怀中取出一卷绘制精细的海图副本，以及一份密密麻麻的货物清单，推到桌中央：“诸位请看，此乃三条最稳妥、利润最厚的航线，标注了暗礁、避风港与夷人集市；这份清单，则是倭国、南洋急需的大明货物 —— 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皆是抢手货。只要运营得当，风险可控，盈利可期！” 他自信的神态，仿佛已看到白银滚滚流入公司库房，极大地增强了各方的信心。
第一个争论焦点很快浮现：经营管理权与监督权的边界。
郑芝龙率先出招，这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王爷、国公、王公公，海上贸易瞬息万变，风信、水文、夷人情势、货物集散，稍有迟疑便会错失良机。在下以为，公司‘大掌柜’（或可称‘总裁’）一职，需由熟悉海事之人担任，我郑家子弟多年经营于此道，可全权负责船队调度、航线选择、货物采买与售卖，确保效率。” 他试图保住核心经营主导权。
毕自严立刻反对，声音带着户部特有的冷硬：“不可。既是公司，便有股本之分，有股本便需监督。户部代表朝廷占股五成，岂能对巨额银钱流向不闻不问？必须由户部派驻掌印官，负责所有账目审计，所有大额支出，需大掌柜与掌印官共同签押，方可生效。无监督，不拨款，此乃底线，绝无退让余地。”
郑芝龙眉头紧锁：“毕尚书，海上贸易时机稍纵即逝。若一笔十万两的买卖，因签押流程延误而错过，损失谁来承担？”
王承恩见状，知道需从中折中，他缓缓开口，抛出早已揣摩好的方案：“二位所言皆有道理。咱家倒有个主意：大掌柜一职设为轮值制（跟朱由检聊天得到的启发，朱由检经常会跟王承恩及秘书班讲些后世的管理经验），每届三年，优先由熟悉海事者担任，负责日常运营与航行决策，确保效率；同时，四方股东每家各派一名管事，组成‘监理会’，共同负责财务监督与重大决策审议，大额支出需监理会半数以上通过方可执行。如此一来，既保经营顺畅，亦行监督之实，兼顾效率与公平，二位以为如何？”
郑芝龙沉吟片刻：轮值制意味着郑家并非永久失去管理权，且监理会由四方组成，并非户部一家独大，尚可接受。毕自严也考虑到海上贸易的特殊性，完全捆死手脚确实不利于经营，有监理会把关，户部仍能掌控核心，便微微颔首表示同意。
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利益分配与风险承担。
张维贤最关心这个，代表一众等着分红的勋贵追问：“这分红何时能兑现？若是遇上海风暴、海盗劫掠，折了船队货物，咱们投进去的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
王承恩笑着解释：“英国公放心，陛下早有考量。首次分红定于公司正式运行一年后，往后按季度分红，绝不拖欠。此外，陛下有言，我们可以把每次收益的一成，划出来作为‘风险储备金’—— 若遇风暴、海盗等意外折损，可从此金中拨付，补偿各方损失,保证下次贸易能正常开展；若连续三年盈利，第四年则可以拿出第一年的储备金按股分红。往后都如些，每年都拿出一成收益，划出来作为‘风险储备金’，每一年都可把三年前的收益按股分红。”
这番话让张维贤彻底放下心来，连郑芝龙都暗自赞叹皇帝的魄力，心中对这场合作更添了几分笃定。
第三个争论焦点，是垄断范围与公司义务。
毕自严再次开口，提出朝廷的明确要求：“公司既享朝廷授予的特许垄断权，便需承担相应义务。其一，沿海若遇灾荒粮价腾贵，公司需优先调运海外粮食，按平价售卖，稳定民心；其二，若漕运受阻，需协助转运漕粮，保障京师及北方军需民食；其三，每年需从利润中划出一成，专项用于资助登莱水师建造新式战舰、操练水师 —— 此乃‘护航之费’，亦是尔等商船航行安全的根本保障（此为后面收取商税做准备）。”
郑芝龙仔细权衡：这些义务虽会占用部分利润与运力，但换回来的是朝廷背书的垄断权，排除了所有民间私商的竞争，长远来看，利远大于弊。而且与登莱水师深度绑定，自家船队出海也多了一层安全保障，何乐而不为？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朝廷所提义务，合情合理，于公于私皆有裨益。郑某代表郑家，全数接受！”
谈判持续了三日，条款反复推敲打磨，从货物定价、税收比例到船员招募、奖惩制度，无一不细致入微。最终，一份厚厚的《大明海洋贸易公司章程》初稿尘埃落定。
第四日，四方代表再次齐聚值房，王承恩亲自起身宣读核心条款，声音洪亮清晰：
“一、股权结构：朝廷（户部）占股五成，皇帝内库占股三成，勋贵集团占股一成，郑家以船队、海图、商业网络作价占股一成。
二、管理机构：设轮值大掌柜一名，每届三年，负责日常经营；设监理会，由四方股东各派一名管事组成，掌财务监督与重大决策审议之权；皇帝特派代表，拥有一票否决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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