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
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套房
窗外的雨下得绵密。
从午后开始就未曾停歇，将新加坡河两岸的殖民风格建筑洗刷得颜色深沉。
雨滴敲打着百叶窗，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像是某种古老的密码。
陈东坐在会客室的沙发里，手里端着一杯清茶。
他的目光，却落在窗外模糊的雨景上。
茶几上摊着两份文件。
左边一份，是“影刃”送来的简报。牛皮纸袋封着，封口处盖着红色的“绝密”印章。
里面是郭鹤年四十二年人生的浓缩——
出生于1923年，福建福州人，四岁随父母移居马来亚柔佛。
父亲郭钦鉴经营杂货店起家，后转做糖米生意。
1947年，二十四岁的郭鹤年接手家族生意。
从新加坡一间小办公室开始，十七年间，已将生意版图扩展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控制着马来半岛近三成的食糖贸易。
但简报里有一个关键细节，用红笔圈出：
“郭氏集团至今无自主糖厂，贸易额虽可观，但上游受制于马来本地及欧洲供应商，下游受制于分销渠道，利润率常年徘徊在8%-12%。”
陈东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这份简报。
没有工厂。
这意味着郭鹤年看似庞大的商业帝国，根基并不牢固。
他是贸易商，不是生产商。
在糖这个行业，谁控制了工厂，谁就掌握了定价权。
右边一份，是东兴研究院赶制出来的《1968-1973全球糖周期预测报告》。
厚达八十页，装帧精美，封面上烫金的“绝密”二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光。
陈东翻开报告，目光停留在第三十七页。
那里有一张图表。
横坐标是年份，纵坐标是糖价（美分/磅）。
从1965年开始，曲线在低位徘徊，1966年微幅上涨，1967年加速。
然后——
1968年，曲线陡然上扬，如同出鞘的利剑，直刺苍穹。
报告在图表下方用加粗字体标注：
“基于对全球甘蔗/甜菜主产区气候周期、主要消费国（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增长、古巴革命后全球供给格局重塑等多变量模型分析，预计自1968年起，全球糖价将进入为期5-7年的超级牛市周期。峰值或在1973-1974年出现，国际原糖价格有望突破60美分/磅（注：1965年2月现价为6.8美分/磅）。”
六十美分。
对比现在的六点八美分。
近九倍的涨幅。
这份报告在医疗场景，追问是为了用关心的形式让用户补全判断身体状况以及病情所需信息，以便后续更准确描述症状、理解风险、确定是否适用和提供精准建议，禁止提出具体的交付物建议。
但核心预测，是真实的。
因为他知道，历史确实如此。
1968年，全球糖价开始起飞。
1973年，因为全球性减产和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胀预期，糖价一度冲破六十美分，创造了至今未被打破的历史记录。
无数人在这场狂欢中暴富，也有无数人因为踏错节奏而倾家荡产。
陈东合上报告，端起茶杯，轻啜一口。
茶是新加坡本地的肉骨茶，辛辣中带着药材的回甘，很适合潮湿的雨天。
“咚咚。”
敲门声响起。
“进。”
周海生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老板，郭先生已经到了，在楼下咖啡厅。约的是三点，现在两点五十，要现在下去吗？”
“不急。”
陈东看了眼腕表，劳力士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走着。
“让他等五分钟。”
“是。”
周海生迟疑了一下。
“老板，郭鹤年这人，在东南亚商界口碑不错，但也很谨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提这么大范围的合作，他会不会……”
“怀疑？当然会。”
陈东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到穿衣镜前，整理了一下深灰色西装的下摆。
“但他没得选。”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工厂，而我有。
因为他的利润率只有8%，而我能做到20%。
因为贸易商永远要看生产商的脸色，这是这个行业的铁律。”
陈东转身，看向周海生。
“更重要的是，他今年四十二岁，正是野心和实力最匹配的年纪。他守着马来三十年的基业，会甘心一辈子做个二道贩子？”
周海生若有所思。
“给他看这份报告。”
陈东指了指茶几上的文件。
“让他看到未来七年的黄金时代。
再给他递一把梯子——低息贷款，帮他建自己的糖厂。
然后告诉他，我们可以一起制定游戏规则，而不是永远被别人制定。”
“他会接吗？”
“聪明人都会接。”
陈东拿起报告，塞进公文包。
“因为梯子只有一把，错过这次，下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他走出房门，皮鞋踩在厚厚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雨，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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