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发动的价格绞杀与渠道策反，如同两根浸过冰水的绞索，正随着1960年3月末的温和空气不断收缩。
索尼这艘曾在全球电子市场劈波斩浪的商业航母，此刻正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呻吟，甲板上的每一颗铆钉都在震颤，船身缓缓驶入它自诞生以来最幽暗的水域。
东京，索尼总部，1960年3月22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
总裁办公室的灯光，是这栋二十二层摩天大楼里最后一盏亮着的星火。
窗外，新宿的霓虹依旧在黑夜里编织着不夜城的神话，歌舞伎町的招牌闪烁着暧昧的光晕，车流如织化作流动的光河。但那片喧嚣的光明，却像被一层无形的屏障阻隔，丝毫照不进大贺典雄心头的万丈深渊。
空气里弥漫着高级哈瓦那雪茄燃烧后残留的焦苦，混合着红木家具的醇厚木香，最终沉淀出一种类似于金属锈蚀的、冰冷的焦虑感。
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摊开的文件像一道道凝固的失败战报，边角被反复摩挲得发卷。最上面是法务部的加急简报，红色油墨印刷的标题刺眼夺目：《关于欧洲专利局初步裁定我司第号高频振荡专利有效性存疑的紧急通报》。
下面压着市场部的泣血陈述，纸张上还留着咖啡渍的印记：《东南亚市场2月分析：份额流失加速，渠道忠诚度崩坏，建议紧急止损》。
最底下，是财务部用最冰冷的数字垒砌的墓志铭，报表上用红笔圈出的数字触目惊心：《集团月度现金流预警：同比暴跌70%，账面现金仅可维持87日常规运营》。
大贺典雄没有坐在宽大的真皮座椅上。
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影在玻璃幕墙的反射下显得异常孤寂。熨烫平整的深灰色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结实却略显松弛的肌肉，静脉在皮肤下隐约凸起。
指尖夹着的哈瓦那雪茄已经燃了一半，长长的烟灰颤巍巍地悬着，像一根即将断裂的蛛丝，随时可能落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维持着同一个姿势，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的夜色。
左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办公桌上一台早期索尼TR-63型晶体管收音机，拇指反复划过木质外壳的纹路。机器表面保养得极好，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边角处甚至能看到长期摩挲留下的包浆。
这是1957年的产品，是索尼走向世界的起点。
他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他和井深大先生在实验室里彻夜不眠，围着电路板反复调试，手指被烙铁烫出一个个水泡，却在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清晰电波声的那一刻，相拥而泣。
这台收音机，是“日本制造”从廉价代名词走向技术领先的象征之一，当年在美国市场掀起的抢购热潮，至今仍历历在目。
可现在，这台曾带来无限荣光的机器，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手心发痛。
大贺典雄缓缓握紧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雪茄的烟灰终于不堪重负，断裂后落在地毯上，留下一个微小的焦痕。
从战后废墟中凭借一腔技术理想和不服输的劲头起家，他经历过原材料短缺的困境，击败过国内松下、东芝等强劲对手，也在欧美市场的壁垒中硬生生撕开过一道口子。
难道索尼的辉煌，真的要断送在香港一家成立不过数年的公司手里？断送在一种近乎“流氓”的、不计成本的价格战之下？
他闭上眼，眉心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白天会议室里那令人窒息的一幕幕，如同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清晰浮现。
（闪回：3月22日白天，索尼董事会会议室）
上午十点，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会议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但这微弱的光亮，丝毫驱散不了房间里的压抑。
空气中尼古丁的浓度高得呛人，混合着汗水和咖啡的味道，形成一种令人烦躁的气息。长长的柏木会议桌旁，十二位董事和高管坐得满满当当，每个人的脸色都像暴风雨前的天空，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收音机事业部部长山田一郎，这个曾经以锐意进取和强硬手腕着称的悍将，此刻眼窝深陷，眼球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他猛地将那份市场报告拍在桌面上，“啪”的一声巨响，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绷紧了神经。
“不能屈服！绝对不能！”他的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带着胸腔震动的痛感，“现在谈判就是向暴力低头！索尼的技术尊严在哪里？我们投入了五亿日元研发的专利，耗费了三年时间，难道要任由别人践踏吗？这口气，我咽不下！”
他说着，猛地一拍自己的胸脯，胸口的衬衫随着动作起伏，眼中燃烧着不甘的怒火。
“尊严？山田君！” 财务部长高桥健一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像一头被逼到角落的困兽，呼吸急促得胸口剧烈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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