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五月的加州，阳光像熔化的铅块，砸在皮肤上带着灼人的痛感。
萨克拉门托河宽阔的水面浑浊如泥浆，在烈日下泛着一层油腻的白光。
空气中缠裹着河水蒸腾的土腥味、腐烂水草的酸馊气，还有钢铁锈蚀后散发出的浓重金属味，沉闷得让人胸口发堵。
周海生站在租来的小汽艇船头，一身浅色西装早已被汗水浸得发潮，后背洇出深色的印记。
可他举着望远镜的手却稳如嵌在船板上的铁锚，镜筒缓缓移动。
当那片连绵不绝的钢铁轮廓完整映入视野时，饶是这位见惯了远洋风浪的东兴航运总指挥，喉结也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呼吸骤然一滞。
河道两岸，目光所及之处，密密麻麻的钢铁巨舰挤挤挨挨，一眼望不到尽头。
它们半浸在河水中，像一群被抽走魂魄的史前巨兽，又似一支被时间封印的幽灵军团，寂静得能听见水草缠绕船身的细微声响。
高大的船体上，原本规整的军灰色漆皮大片大片剥落，暴露出底下暗红发黑的锈迹，像一道道凝固的血痕，顺着船舷往下淌，在水中晕开淡淡的褐红色。
巨大的螺旋桨一半沉在河底软泥里，一半露在水面，缠满了墨绿色的水草和细碎的杂物。
曾经推动巨轮穿越大西洋风暴的力量，如今只剩死寂。
这些都是二战期间美国倾国之力建造的“胜利轮”，当年它们顶着德军潜艇的威胁，在惊涛骇浪中为盟军输送弹药、粮食和药品，是撑起战局的生命线。
而此刻，它们却成了被遗忘的累赘，在加州的河汊里日复一日地腐朽、生锈。
“老天爷……这……这简直是一座活的钢铁山脉啊！”
跟在周海生身后的轮机长老张，喉咙发干，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
他跑了大半辈子船，见过的巨轮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如此多的庞然大物聚集一处，船体挨着凉体，桅杆连着桅杆，那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远超任何语言能描述的震撼。
他伸出手，想去触碰身旁一艘船的船舷，指尖刚碰到冰冷锈蚀的钢铁，就蹭下一层红褐色的锈粉，顺着指缝往下掉。
周海生放下望远镜，指尖因刚才的用力而微微发白，指腹上还残留着镜筒冰冷的触感。
他想起临行前，在陈东那间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里，落地窗外是往来穿梭的货轮和粼粼波光。
董事长坐在真皮沙发上，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用平静却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海生，此去美国，不是买船，是‘搬山’！要把那座横亘在萨克拉门托河里的海上金山，给我搬回香港！”
当时他虽深知责任重大，却未曾有过如此直观的体会。
此刻，脚下的汽艇在巨轮之间的缝隙里像片叶子般摇晃，抬头是遮天蔽日的钢铁轮廓，鼻尖是呛人的铁锈味。
他才真切感受到“搬山”二字背后，那千钧重的分量。
与美国海事委员会当地代表汤姆森的初次会面，选在一间略显陈旧的政府办公楼里。
楼道里飘着老空调的霉味，墙壁上的油漆已经泛黄起皮，电梯运行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随时会停运。
汤姆森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身材微胖，肚子把衬衫撑得紧绷，头发稀疏地贴在头顶。
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阳光，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礼貌，眼神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傲慢——那是对远道而来的远东买家，骨子里的轻视。
“周先生，我理解您的热情。”
汤姆森慢条斯理地搅拌着面前的咖啡，银质勺子碰撞杯壁发出清脆的声响，语气却带着敷衍。
“但这些‘国家储备资产’的处置，有非常严谨、复杂的流程。单艘船的检验、评估、谈判，周期都很长。我想，您和您的公司可能需要极大的耐心。”
他说话时，目光扫过周海生身上的西装，又快速移开。
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们这些远东来的商人，总是异想天开，以为凭着一腔热情就能吞下天大的生意，最后多半是雷声大、雨点小。
周海生脸上的笑容不变，眼角的纹路里却藏着一丝冷意。
他没有接汤姆森关于“流程漫长”的话茬，而是俯身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那是一只黑色的真皮公文包，边角被磨得有些发亮，是他跑遍东南亚的老伙计。
他从里面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汤姆森面前，文件封面的中英文标题“东兴实业合作方案”格外醒目。
“汤姆森先生，我们认为，效率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周海生的英语流利，带着恰到好处的抑扬顿挫，语气里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
“这里是东兴实业最新的财务报表审计摘要，您可以看到，我们每月净利润已稳定超过600万港元，现金流充沛；这是与西尔斯百货和温斯洛公司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影印件，我们的产品已经走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还有这份，是汇丰银行开具的资信证明，足以证明我们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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