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后，香港皇后大道中飘着咸湿的海风。
《星岛日报》总裁办公室的红木窗棂将阳光切得细碎，胡仙指尖捏着份折痕整齐的辞职信，轻轻搁在铺着暗纹台布的桌面上。
她目光扫过对面的张志远，带着几分审视——这人袖口还沾着昨天跑突发新闻蹭的油墨，却要递上辞职信。
“志远，你跟了我十二年。”胡仙的声音裹着老式吊扇转动的嗡鸣，“从跑警署的见习记者，到能独当一面编社会版的副主编，现在要为个刚被收购的小报走？”
她指节叩了叩桌面：“要是嫌薪水薄，我给你加三成，年底再算分红。”
张志远双手放在膝上，西装裤膝盖处还留着坐电车的压痕。
他微微欠身，声音稳得没一丝颤：“胡总，当年您破格让我跑市政线，这份知遇之恩我记一辈子。可《香江报》新东家说了，我去了就是主编，从头条标题到副刊排版，从印厂送报到报摊结款，全由我定。”
胡仙指尖顿了顿，窗外来往电车的叮当声飘进来。
她想起前阵听同业说的——那个叫陈东的十八岁年轻人，拿一笔快钱吞了快倒闭的《香江报》，出手阔绰得不像个学生。
“陈东给你开多少？”
“月薪一千二，外加报社盈利的一成分红。”张志远抬了抬眼，“他还说，不干涉任何内容决策，而且……他们有独家的稿子来源。”
“独家稿子”四个字让胡仙眉峰动了动。
她想起这个月《星岛日报》报道了陈东的事迹，当天销量就多了两三万份。
沉默半晌，她拿起钢笔在辞职信上签了字：“人往高处走，我不拦你。但记住，星岛的副主编位置，永远给你留着。”
三天后的清晨，《香江报》编辑部的百叶窗没拉齐，漏进几缕灰扑扑的阳光。
十八个员工挤在旧办公桌前，看着张志远手里攥的铁皮扩音喇叭——那是从前报社跑球赛时用的。
“从今天起，改规矩！”扩音喇叭的声音有点劈，“每个报摊首批领五百份，不用交押金，卖多少结多少！卖完了想加货，半价！”
底下有人低呼：“张主编，这要是卖完，报社不得亏死？”
张志远拍了拍桌上摞的稿子：“放心，有东家撑着和墨先生的稿子，我们的报社肯定能撑到大卖。”
凌晨四点的上环报纸批发市场，鱼腥味混着油墨味飘满整条街。
报摊老板阿祥踩着三轮车，车斗里还放着没卖完的蔬菜，刚拐进巷口就傻了眼——《香江报》的档口前围了十几个同行，有人举着零钱往发行主任手里塞。
“别挤！排队！每人限领五百份！”发行主任站在木凳上，手里的登记本写得密密麻麻。
阿祥赶紧把三轮车停在路边，挤到跟前：“李主任，我要五百份！”
身后的李老板拍了拍他的肩，声音透着兴奋：“祥哥，来晚了吧？我侄仔在《香江报》当校对，说墨先生新写的《寻秦记》，主角带着瑞士军刀回战国，能砍能撬，好看得紧！”
正说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
张志远从车里下来，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走到发行主任身边：“控制好配额，别一次给太多，要让他们觉得‘不够卖’。”
清晨六点，阿祥的报摊刚支起木架，就有人来问：“有没有《香江报》？要墨先生写的那篇！”
卖菜的王嫂提着菜篮子挤过来，拿起一份翻到副刊，突然笑出声：“哎哟！这个项少龙，用瑞士军刀给赵王削苹果，赵王还以为是神兵利器！”
到上午十点，阿祥手里的五百份报纸全卖光了。
他擦着汗往批发市场赶，刚到巷口就看见加货的队伍排了半条街。
“祥哥，加多少？”发行主任头也不抬，手里的零钱堆成了小山。
“三百份！”阿祥把钱递过去，看着队伍里熟面孔，“陈老板，你也来加货？”
“可不是嘛！”陈老板叹口气，“早上领的五百份，八点就卖完了，好几个老主顾没买到，在我摊子前骂呢！”
此时的《香江报》编辑部，张志远正对着台灯看稿子。
墨先生的字写得工整，像铅字印的，可细看能发现“剑”字的撇锋特别利，“笑”字的捺脚带着点弯。
稿子末尾还夹着张便签，写着“下周主角遇荆轲，可加段兵器对决”。
“张社长，发行部电话快被打爆了！”刘律师拿着记事本跑进来，衬衫领口都汗湿了，“铜锣湾、尖沙咀的报摊，都要加货，最少的也要两百份。”
张志远把稿子折好放进抽屉：“告诉他们，加货量最多是首发的三成，多一份都不给。”
他指着桌上的读者来信：“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内容做好，墨先生的稿子不能出一点错。”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张志远桌上的发行报表上。
红色钢笔圈出的数字格外醒目：上午销售三万一千份，退货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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