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清晨，元朗厂区的汽笛声还未响起，生产主管老周就急匆匆地冲进了陈东的办公室，脸上满是焦灼。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额头上布满汗珠，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卫生署发布的疫情通告。
“东家，不好了！”老周的声音带着颤抖，“香港最近流感盛行，卫生署刚发通告，说是亚洲流感已经在九龙、港岛蔓延，不少工厂都出现了聚集性病例，咱们厂区虽然还没工人中招，但周边社区已经有确诊的了！”
陈东的心猛地一沉。他瞬间想起，1957年2月这场由甲型H2N2流感病毒引发的疫情，首先在我国贵州地区暴发，4月迅速席卷东南亚与日本，6月蔓延至欧洲、北美，短短半年就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直至1959年末才逐渐消退，全球累计死亡人数高达100万至200万人，病死率约0.67%，儿童与老年人是高危人群。没想到，疫情已逼近自家厂区的安全防线。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陈东没有丝毫犹豫，站起身来，语气沉稳得让人安心，“第一，所有厂区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部人员进入，工人凭证出入，每天早晚两次测量体温；第二，通知后勤部门，紧急采购口罩、消毒液和退烧药，每天对厂区车间、宿舍、食堂进行三次全面消杀；第三，联系东兴研究院，让他们立即启动金刚烷胺项目！”
意识沉入系统，陈东迅速兑换了“流行病学分析模块”和“抗病毒药物基础技术”。光幕上瞬间呈现出亚洲流感的传播路径、致病机理，以及金刚烷胺的合成工艺——这是当下尚未问世的抗病毒药物，对H2N2流感病毒有着显着的抑制作用。但光幕下方的一行提示让他眉头紧锁：“核心原料金刚胺盐酸盐当前全球产能极低，仅用于少量科研，大规模采购需6个月以上周期。”
东兴研究院的密级实验室里，灯光彻夜通明。这里是陈东特意打造的秘密研发基地，由医药型傀儡团队负责，对外只宣称是“新型消毒剂研发中心”。首席研究员是傀儡乙，戴着厚厚的金丝眼镜，正带领团队忙碌着：烧杯里的液体不断沸腾，试管中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仪器的滴答声在实验室里交织成乐章。
“先生，”傀儡乙通过内部通讯器向陈东汇报，“按照系统提供的技术路径，金刚烷胺的初步合成已成功，但原料缺口极大——我们先联系了全港所有化学试剂商，只凑到够生产50人份的金刚胺盐酸盐；随后对接了香港的卜内门等多家洋行，对方表示这类高纯度科研原料库存极少，仅能额外提供30人份，且价格是常规试剂的五倍。”
陈东看着手中的疫情进展报告，外界确诊病例还在持续增加，时间不等人。他当即下令：“让海外办事处紧急联系欧美科研试剂供应商，不计成本采购，通过最快的空运渠道运回香港。先凑够200人份的原料，优先保障厂区一线生产工人和研发团队备用，剩下的用于工艺优化试验。”
两天后，一批从伦敦空运的金刚胺盐酸盐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由陈峰带领的安保小队秘密接回研究院。陈东指尖轻点系统光幕，将“生物合成原料制备模块”的全套设备改造数据同步传输给傀儡乙的内置芯片——这是他消耗2000商币兑换的解决方案，可利用廉价环己烷和氨水，通过微生物转化工艺批量生产原料，成本仅为传统方法的1/3，周期缩短至3天。
“按刚传输的图纸改造实验室设备，”陈东果断下令，“用生物合成工艺批量制备原料，先小规模试制保障厂区员工防护需求，同时启动制药生产线的筹建——这场疫情，对我们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长远看，我们要借此机会，正式进入医药行业。”
5月10日深夜，财务总监周明德轻手轻脚地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刚装订好的报表。报表用厚实的牛皮纸做封面，上面用钢笔工整地写着“东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58年4月份便利贴业务营收报告”，右下角还加盖着财务部的红色印章。
1958年5月，香港元朗东兴实业的厂房里，初夏海风裹挟着塑胶味穿堂而过，十多条生产线正以八成负荷高速运转。机器切割塑胶膜的“滋滋”声、工人分拣包装的窸窣声，与远处元朗码头货轮的汽笛声交织，勾勒出这家华资企业的忙碌图景。
陈东刚走进二楼办公室，老周就捧着一叠蓝黑墨水书写的报表迎上来，脸上带着难掩的笑意：“东家，这三个月的便利贴销售报表出来了，您快过目！”他将报表摊在木质办公桌上，指尖点在最醒目的总销量数字上，“2月到4月，咱们的便利贴总共卖了593万本，比预期还高出一截！”
陈东在百叶窗前站定，指尖轻轻叩击着窗台，目光扫过报表：“香港本土市场怎么样？”
“根基打得很稳！”老周立刻回应，语气里满是底气，“飞鱼贴卖了27万本，单价0.5港元没折扣；龙鳞贴12万本，单价1.5港元也没让利，合计39万本。尖沙咀的文具店、中环的写字楼，就连您当年做学徒的九龙印刷厂，每月都固定来买5000本用于文件标注，全香港的渠道基本都铺开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