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秋天，空气中还残留着国庆庆典的余热和某种举国欢腾的余韵。但对于陈武桢而言，这份欢庆更多了一层私人化的、沉甸甸的踏实感——他的工作，终于正式落地了。
不再是之前那种身份模糊、前途未卜的“顶岗实习”，而是真真正正地端上了“铁饭碗”。齐阳建工集团，这个在当地尤其是农村地区有着响当当口碑的老牌国企（虽已改制，但底蕴犹存），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起点。
那天，在集团公司那座颇具年代感、墙壁上还挂着褪色锦旗的大会议室里，气氛庄重而略带紧张。主席台上，领导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回荡，清晰地念出一个又一个名字。陈武桢坐在后排，手心微微出汗，耳朵捕捉着每一个音节，直到那个熟悉的名字——“陈武桢”——被清晰地念出，归属到某个分公司名下。悬了许久的心，才像一块石头，“咚”地一声，落回了实处。
跟着人流，找到自己所属的分公司人事处。流程清晰而高效，带着国企特有的秩序感。很快，他就领到了崭新的工牌、工作服，还有一份盖着红章的报到通知。
新的单位，新的开始。分公司领导特意设了简单的欢迎宴，几桌家常菜，几瓶本地白酒。领导端着酒杯，说着“欢迎新鲜血液”、“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鼓励话语。陈武桢和几个同期入职的年轻人一起，略显拘谨地站起来敬酒，脸上带着初入职场的青涩和对未来的憧憬。饭菜的味道普通，但那份被接纳、被认可的仪式感，却让陈武桢心里暖烘烘的。
欢迎宴的余温尚未散尽，他就被一辆沾满泥点的工程皮卡，拉到了新的战场——齐阳市新市区的一个在建项目工地。
这里与市区的繁华截然不同。视野所及，是成片被推平的土地，裸露着黄褐色的泥土和碎石。远处，几栋刚刚冒出地面几层的建筑骨架矗立着，像巨兽的骨骼。更远处，则是尚未开发的荒地，野草在秋风中摇曳。连接工地与外界的，只有几条新修的、笔直但略显空旷的水泥路，路旁连行道树都还没种上，只有光秃秃的路基。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气息和远处机械作业的低沉轰鸣。
工地的生活区，是几排用彩钢板搭建的简易房。陈武桢被安排在其中一间。推开门，一股混合着油漆、灰尘和男性汗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不大，靠墙摆着两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这就是他未来一段时间的“家”了。
房间里已经有了三位“室友”：
解云川：睡在陈武桢上铺，是个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的小伙子，话不多，但眼神透着股憨厚和勤快劲儿，也是技术员，比陈武桢早来一年。
朱玄晖：睡在对面下铺，戴副眼镜，看起来斯文些，是预算员，喜欢在床头放几本专业书。
郜曦和：睡在朱玄晖上铺，年纪似乎稍长一两岁，性格开朗，是现场施工员，嗓门大，爱说笑。
四个年轻人，两张架子床，构成了这个临时的、充满雄性荷尔蒙的小天地。大家都是单身汉，远离市区繁华，工地的夜晚漫长而单调。共同的处境和相似的年纪，让他们很快熟络起来。晚饭后，回到宿舍，或坐或躺，话题便自然而然地展开。吐槽工头的苛刻，抱怨甲方的奇葩要求，交流各自负责部分的难点，也畅想着项目完工后的奖金，甚至偶尔也会聊起对未来的憧憬——买房、娶媳妇、在城里站稳脚跟。虽然环境简陋，条件艰苦，但这份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的经历，以及那份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像一种无形的粘合剂，将四个年轻人的心拉近。
陈武桢默默地观察着，适应着。他脱下略显书卷气的便装，换上那身深蓝色的工装，戴上印有公司LOGO的安全帽。每天跟着师傅或独自穿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核对图纸上的每一个尺寸，检查绑扎的钢筋是否规范，混凝土浇筑的振捣是否到位，协调解决现场突发的各种小问题。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秋风吹糙了他的脸颊，工地的尘土沾满了他的裤腿和鞋面。
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上那种学生的青涩和游离感，正在被一种更接地气的、更“硬朗”的东西所取代。用公司老员工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俗语来说，他现在是“管理人员”了——虽然是最基层的，虽然干的活和工人一样沾泥带土，但身份和责任已然不同。他需要更沉稳，更细致，更需要学会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用专业和沟通去解决问题。
夜晚，躺在吱呀作响的架子床上，听着室友们或深或浅的呼吸声，偶尔还有远处工地值班室传来的微弱灯光和机器间歇的嗡鸣，陈武桢望着彩钢板屋顶模糊的轮廓。窗外的秋风掠过荒芜的田地，发出沙沙的声响。新修的水泥路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泽，笔直地伸向未知的远方。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只有荒芜的土地、轰鸣的机器和简陋的宿舍。但这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正式起点，是“齐阳建工”这个名号赋予他的新身份的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在校园里为情所困、迷茫徘徊的学生陈武桢，而是工地上那个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步履匆匆的技术员小陈。身份的转变，如同脚下这片新翻的土地，虽然荒凉，却也孕育着新的可能。他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份粗糙而真实的踏实感，渐渐沉入梦乡。明天，工地的太阳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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