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算我们铁了心要收回，法律程序怎么走？评估回购需要多少钱？这笔天文数字的赎买资金从哪里来？省财政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吃饭财政，捉襟见肘，根本负担不起。”
“第三，建立覆盖全省的医保体系，还要达到80%的报销比例？同伟，你知道这需要多少钱吗？
我让财政厅的同志粗略测算过，按照我们省的人口基数和当前的医疗费用水平，就算只实现基本覆盖，初步的年度筹资规模至少也要四十个亿以上！
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技术进步，费用会持续上涨。财政补贴、单位和个人缴费，压力山大啊！
我们汉东的经济虽然不错，但一下子要掏出这么多钱搞医保，还要赎买医院……这财政窟窿，简直是深渊！”
梁群峰在一旁听着，脸色也同样凝重。他接过话头，语气更加沉稳，但也带着明显的顾虑：
“立春同志说的这些困难，都是实实在在的。
同伟啊，改革要讲策略，求稳慎。
医疗卫生涉及千家万户，敏感度极高。动作太大、太急，万一中间出点纰漏，引发社会不稳定，
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攻击我们破坏市场经济、不守信诺，那对我们汉东改革发展的大局，对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政治局面，都会造成冲击。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步走？
先易后难？比如，先在农村试点新农合，或者在城市搞个低保人群的医疗救助？”
梁群峰的话，代表了典型的稳健派思维：承认问题，但更强调稳定、渐进和可行性。
祁同伟静静地听着两位领导的担忧和质疑，脸上没有任何不悦或急躁。他知道，这些顾虑都在情理之中。
他要做的，不是辩论，而是说服；不是强压，而是争取。
等两人都说完了，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稳，但语气中注入了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有力的情感和逻辑力量：
“梁书记，赵省长，你们的顾虑，我都明白。困难，我也清楚。但是，有些事，不能再等了，也等不起了。”
他拿起那份报告，翻到案例部分，用手指重重地点了点：
“我们在这里讨论财政压力、讨论法律风险、讨论营商环境的时候，汉东每天有多少老百姓，因为看不起病，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正在失去治愈的希望，甚至正在家徒四壁中等待死亡的降临？”
他的目光锐利起来：
“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少数人富起来？
还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包括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都能有尊严、有保障地生活？
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重要的福祉！
牺牲群众的健康权、生命权去换取所谓的‘发展’和‘稳定’，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这样的发展，意义何在？这样的稳定，能持久吗？”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恳切：
“我知道，触动那些港香资本的利益，他们会反弹，会制造麻烦。但是，我们当初的医院转让，本身就存在大量违法、违规、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这是蛀虫里应外合、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我们收回被非法攫取的资产，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权益，天经地义，理直气壮！
至于所谓的‘营商环境’——一个放任国有资产流失、纵容医疗成为暴利行业、置百姓健康于不顾的环境，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健康的营商环境吗？
我们优化营商环境，是为了吸引真正守法、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而不是为了庇护巧取豪夺的资本大鳄！”
“关于资金问题，”
祁同伟话锋一转，抛出了关键信息，
“赵省长刚才测算有四十亿以上的缺口，加上赎买医院，总资金需求可能超过百亿。这笔钱，省财政确实负担不起。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呢？”
他看着梁群峰和赵立春逐渐变得专注的眼神，继续道：
“首先，收回医院，不一定全部要财政出钱赎买。对于那些转让程序严重违法、合同本身无效的，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直接宣告合同无效，收回资产。
对于那些有一定瑕疵但尚需补偿的，我们可以谈判，用未来的医保定点资格、税收优惠、土地置换等综合手段来平衡，减少现金支出。”
“其次，医保筹资，也不能只靠财政。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政府、单位、个人三方合理分担的机制。
财政出一部分，体现政府的责任；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为其职工缴纳一部分；个人根据承受能力缴纳一部分。
同时，建立严格的基金监管和医院控费机制，防止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吞噬基金。”
“最关键的是，”祁同伟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少许，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启动资金，我已经有了初步的筹划。不需要省财政额外承担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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