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 7 月初，当老郑被押解回燕京的那一刻，这场牵动朝野的叛国案司法程序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为案件联合办案组负责人，祁同伟深知，对老郑的审判不仅是对四十年前牺牲先烈的告慰，更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扞卫 ，
他从一开始就定下 “证据为王、程序正义、从严从重” 的十二字原则，亲自牵头组建由军情局侦查人员、最高检公诉人、资深刑事律师组成的专项小组，确保每一个司法环节都无懈可击。
证据固定阶段，祁同伟带领团队用了整整十天时间，完成了对 “历史罪证” 与 “现行罪证” 的双重梳理。
针对四十年前老郑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历史罪行，他们驱车前往南方五省，走访了二十余名当年地下组织幸存者与烈士家属，调取了封存于国家档案馆的绝密档案。
在闽水省档案馆的地下室里，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份 1951 年的手写审讯记录 —— 那是当年被老郑出卖的地下联络员王某的供词，
上面清晰记载着 “郑某（老郑原名）于 1950 年 3 月 12 日在咖啡厅将我方联络暗号、接头地点告知敌方情报人员”；
在湘南省烈士纪念馆，他们发现了老郑当年使用的密码本，扉页上还留着他与敌方情报人员的通信地址。
为了确保这些历史证据的真实性，祁同伟特意邀请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对档案纸张、墨水、笔迹进行技术鉴定，最终出具了 “所有物证均为原件，无篡改痕迹” 的鉴定报告。
对于老郑近年来勾结淡水省当局、从事分离活动的现行罪证，侦查团队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们从老郑在淡水省的别墅中搜出了三本秘密账本，详细记录了他收受淡水省当局资金、资助分离组织的明细；
通过破译老郑的加密通讯设备，获取了他与淡水省情报部门的五十余条通话录音，其中一条清晰记录着 “下月将在静湖别墅召开军政高官会议，商议推动‘脱离’事宜”。
为了让这些电子证据具备法律效力，祁同伟要求技术人员全程录像取证，每一步操作都由两名以上见证人签字确认，同时邀请第三方电子数据鉴定机构对加密通讯的破解过程进行监督，确保证据链完整闭合。
审讯突破环节，祁同伟采取了 “心理攻坚 + 证据震慑” 的策略。
起初，老郑仗着自己年事已高、历史证据 “年代久远”，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在审讯室里叫嚣 “当年的事早就没人记得了，你们拿不出证据”。
祁同伟没有急于施压，而是让审讯人员每天向老郑播放烈士家属的采访视频，
画面里，当年被他出卖的联络员王某的女儿泣不成声：
“我父亲牺牲时才 28 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只知道是被叛徒害死的！”
与此同时，祁同伟安排公诉人将整理好的证据册一页页摊在老郑面前，从密码本到账本，从审讯记录到通话录音，每一份证据都附带详细的鉴定报告。
当看到 1951 年那份手写审讯记录时，老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当听到自己与淡水省情报人员的通话录音时，他终于低下了头，断断续续交代了 “1950 年出卖地下组织、1990 年收受淡水省当局 50 万美金资助分离活动” 的全部罪行。
为了确保供述的真实性，祁同伟要求审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老郑每交代一个犯罪细节，都要与实物证据相互印证，避免出现翻供漏洞。
司法衔接阶段，祁同伟亲自协调最高检、最高法，推动案件进入快速审理通道。
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他组织召开了三次 “证据核查会”，邀请最高检公诉人对证据链进行逐一审查。
针对公诉人提出的 “部分历史证人年事已高，证言可信度需进一步确认” 的问题，祁同伟安排证人进行远程视频作证，同时提交了证人的健康证明与记忆能力评估报告；
对于 “淡水省当局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需补充盖章” 的要求，他连夜联系淡水省相关银行，通过外交渠道获取了加盖公章的流水凭证。
8 月 5 日，最高检正式向最高法提起公诉，起诉书中明确指控老郑 “犯叛国罪、分离国家罪、故意杀人罪（间接），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庭审阶段，祁同伟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在最高法的法庭上，他身着军装，手持证据册，条理清晰地陈述了案件侦查过程：
“我们从老郑别墅中搜出的密码本，经鉴定与 1950 年地下组织使用的密码体系完全一致；
他与淡水省情报人员的通话录音，经语音鉴定确认是其本人声音……
所有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收集，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面对辩护律师提出的 “历史罪证已过追诉时效” 的辩解，祁同伟当庭出示了国家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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