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20日上午九点，政阁常委会会议室的红木门在晨光中缓缓关闭，
将走廊里的脚步声隔绝在外。
与三天前审议钟家声罢免案时的剑拔弩张不同，此刻的空气里多了层沉郁的厚重，
长条会议桌两端，11位常委依次落座，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祁胜利同志任职考察报告》，
另一份是《长盛特大走私案后续工作方案》。
墙角的老式挂钟指针刚划过“9”，
金属钟摆的“滴答”声便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反复回荡，像在为这场权力补位的决策敲打着节拍。
分管经济的李常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文件边缘，
目光却频频瞟向主位旁的白发老领导。
三天前，正是这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为钟家声辩解，
如今面对祁胜利的任职议题，他虽端坐在椅子上，双手捧着搪瓷杯的姿态却透着几分不自然，
杯里的碧螺春早已凉透，茶叶沉在杯底，他却没喝一口。
李常委心里清楚，老领导从昨晚就找他谈过，
隐晦表达“军方过多介入政法系统，恐影响经济建设大局”的顾虑，
尤其提到“若让现役军职领导兼任政阁常委，恐打破军政权责边界”，
此刻两人的眼神在空气中短暂交汇，又飞快避开，像是在确认彼此的立场。
黄大将坐在左侧第二把椅子上，黑框老花眼镜后的目光扫过全场。
他昨晚刚和三位常委通过电话，其中两位是跟着教员闹革命的老资格，
一位是分管政法的新晋常委，三人都明确表示“当前政法系统需要敢碰硬的人，
而祁胜利的军政双重背景，正是破解当前困局的关键”。
见会议室陷入沉默，他率先打破僵局，拿起桌上的考察报告，
声音沉稳得像淬了钢：
“同志们，钟家声被立案后，他的书记的空缺不能久悬。
祁胜利同志在长盛案中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军管政法委时，他以军阁副总身份协调总参军情局和燕京卫戍区，
只用两小时就控制住档案库，没让一份证据被毁；
钟正南销毁硬盘时，
是他顶着巨大压力，
以军阁名义申请《临时控制令》，为技术室恢复数据争取了黄金48小时；
边境三个哨所遇袭后，又是他同时调动军方情报网和地方公安，
用三天时间就锁定武器来源与钟家的关联。”
他顿了顿，将考察报告翻到“任职建议”页，
指尖重重按在“建议保留军阁副总职务，兼任政阁常委、政法委书记”那行字上，
语气多了几分坚定：
“大家可能会有顾虑，军政双肩挑是否合规？
但特殊时期要用特殊办法！当前政法系统是什么情况？
钟家声经营十几年，拉帮结派、贪赃枉法，连走私军火都敢包庇，
基层干部要么被拉拢，要么敢怒不敢言。
而长盛案的后续追查，既需要政阁纪委的办案权限，
又需要军方对境外武装组织的情报支持，
祁胜利同志保留军阁副总的职务，恰恰能打通军政壁垒，避免过去‘地方查不了境外、军方管不了地方’的窘境！”
黄大将的话刚落，李常委便放下文件，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带着斟酌：
“黄书记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担心，
军政权责有别，祁胜利同志同时管着军方和政法系统，
万一出现‘以军代政’的情况怎么办？
而且政法工作要配合经济建设，祁副总常年在部队，
未必熟悉司法执法的尺度，
要是因为强硬执法影响了营商环境特别是外商的观感，反而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
他这话看似在谈“权责”与“尺度”，实则是在呼应老领导的顾虑，
在场的常委都清楚，过去几年政法系统为经济建设“灵活执法”已成常态，
钟家声的“政法护航改开”政策虽藏着腐败，
却也让各地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经济建设获得了表面的繁荣和活跃，
而祁胜利的军方作风，很可能打破这种“平衡”。
“李常委的顾虑，我理解，但我要纠正一个误区。”
一直坐在末席的祁胜利突然开口，他今天依旧穿着87式陆军将官常服，
棕绿色的面料衬得肩章上的将星愈发醒目，
他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语气没有丝毫退让：
“我从四十六年前参军抗日闹革命开始，就始终记得一句话，
不管在哪个岗位，核心都是为人民服务。
‘以军代政’的前提是‘越权’，但我可以在这里承诺，
今后政法系统的日常工作，我绝不以军阁名义干预；
涉及军政协作的，比如境外追逃、武器溯源，我会严格走军政联审程序，绝不让权力出界。”
他走到会议桌中央，拿起一份边境贸易的统计报表，声音多了几分沉重：
“至于‘影响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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