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纵队司令部所在的旧关东军大楼内，虽然烧着壁炉，却依然驱不散那种由内而外的寒意。这种寒意，不仅来自天气，更源于与“盟友”苏联红军之间日益紧张、近乎僵持的关系。初步控制沈阳要点的兴奋早已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面对现实困境的沉重压力。苏军虽表面上同意移交行政权，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各大工矿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设备去留——却设置重重障碍，动作迟缓，甚至背道而驰。
连日来，派往沈阳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制铁所、本溪煤铁公司等要害地区的侦察员和化装成工人的情报人员，不断发回令人揪心的消息：苏军护卫队严密把守厂区核心区域，禁止中方人员靠近；夜间，一列列满载着拆卸下来的大型机床、电机、钢轨甚至整个锅炉的火车，在苏军装甲车的护送下，经满洲里方向呼啸西去；一些试图靠近观察或抗议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厂方代表，遭到粗暴驱离甚至扣押。苏方给出的解释永远是千篇一律的托词：“清除日军遗留战备物资”、“根据盟国协议处理战利品”、“技术设备需经专家鉴定”云云。
楚云飞站在军事地图前，地图上标注的各大厂矿位置，被一个个刺眼的红色箭头指向西北方向的满洲里，仿佛一道道流血的伤口。他紧握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胸中怒火翻腾，却又不得不强自压抑。他知道，与苏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是自取灭亡，但坐视国家工业命脉被如此掠夺，更是奇耻大辱，且将遗祸无穷。
“不能再等了！”楚云飞猛地转身，对方立功和刚刚从鞍山方面赶回的赵铁柱沉声道，“必须与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官进行正式交涉！哪怕是最强烈的抗议，也必须摆到桌面上！要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是瞎子，更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一份措辞严谨、引经据典的正式照会很快被拟定出来。楚云飞以“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直属第一纵队司令官”的身份，要求与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科瓦廖夫少将（据情报得知）举行紧急会晤，商谈“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国际法准则，顺利移交沈阳等地行政权及重要工矿设施事宜”。
会晤地点设在原伪满市政厅一间布置华丽的会议室。气氛从一开始就冰冷彻骨。楚云飞带着方立功和一名俄语翻译准时抵达。科瓦廖夫少将身材粗壮，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穿着苏军将官制服，在一群参谋军官的簇拥下，姗姗来迟，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傲慢与敷衍。
“将军阁下，”楚云飞开门见山，通过翻译，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我部奉命接收沈阳，旨在恢复中国主权，维持地方秩序。然近期发现，贵军部队在沈阳兵工厂、鞍山制铁所等重要厂矿，正在进行大规模设备拆卸及运输作业。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一切日本资产，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贵军此举，严重违背条约精神，损害我国利益，我方对此表示最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停止拆卸，将厂矿完整移交我方。”
科瓦廖夫听着翻译，嘴角撇出一丝讥讽的笑意，用俄语嘟囔了一句，旁边的苏军参谋发出一阵低笑。翻译有些尴尬地转述：“将军说，楚将军可能有所误会。我军拆卸的，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装备和用于支持战争的工业设施，这些属于合法的战利品。至于民用设施，移交工作会在适当时候，由双方更高层级官员协商进行。”
“战利品？”楚云飞目光锐利，毫不退让，“将军阁下，沈阳兵工厂的机床可以生产民用机械，鞍山的炼钢炉可以铸造铁轨农具，何来纯军事之说？《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投降后，其资产应由所在盟国区当局接管处理。东北是中国领土，处理权在我方！贵军以‘战利品’名义拆运我国工业设备，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这将严重损害中苏友谊，也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楚云飞直接点出“掠夺”二字，并暗示将诉诸国际舆论，让科瓦廖夫的脸色阴沉下来。他加重语气：“楚将军！请注意你的言辞！苏联红军为解放东北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有权利处理击败日军的战利品！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至于移交问题，需要时间！目前沈阳及周边治安尚未完全稳定，我军有责任维持秩序，防止破坏！”
“维护秩序，不应以破坏我国工业基础为代价！”楚云飞寸步不让，“我可以理解贵军对部分直接军用品的处理，但对关系到中国国计民生的核心工业设备，必须立即停止拆运，并交由我方接管！我方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如果贵军对治安有疑虑，我们可以划定共同警戒区，但主导权必须在中方！”
会谈陷入了僵局。科瓦廖夫态度强硬，反复强调“战利品”和“维护秩序”，对楚云飞提出的具体移交时间表和停止拆卸的要求虚与委蛇，甚至威胁说“如果中方采取不合作态度，可能会影响后续的移交进程”。楚云飞则据理力争，一次次将话题拉回条约法和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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