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军事上接连受挫后，迅速调整策略，祭出了另一把更为阴险毒辣的软刀子——经济封锁。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严令，对活动在山西境内的中国抵抗武装，尤其是像楚云飞部这样扎根较深的部队，实施全面的物资禁运和经济绞杀。
一道道紧急军情摆在楚云飞的案头，内容触目惊心。
“报告团长！日军在汾阳、离石、中阳等周边主要城镇增设大量检查站，对进出货物实行严格管制，粮食、布匹、药品、食盐、煤油、电池等一切军需民用物资，严禁运往我控制区！”
“报告！日军骑兵巡逻队活动频繁，严查通往我防区的各条大小道路、山间小道，截获多起试图向我区运送物资的小商贩，人货俱扣，轻则拷打，重则枪决！”
“报告！接内线消息，日军特务机关已放出风声，悬赏重金收买为我部提供物资的商人，并威胁与我来往者，以‘通匪’论处，株连家族！”
“团长，根据地内食盐库存仅能维持半月，药品奇缺，伤员救治困难。粮食价格飞涨，百姓已有恐慌情绪。电池、煤油短缺，电台通讯和夜间照明受影响……” 后勤处长拿着清单，声音沉重。
压力如山般袭来。军事上的明刀明枪，楚云飞不怕，但这种悄无声息的经济绞杀，却更能动摇根基。没有粮食，军队和百姓要饿肚子；没有药品，伤员只能等死；没有食盐和日用品，民心就会浮动。这比面对日军一个联队的进攻更让人焦灼。
团指挥部内，烟雾缭绕。楚云飞、方立功、赵铁柱以及主管后勤和“西北垦业公司”的几位负责人围坐一堂，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严峻。
“小鬼子这手真毒啊！”赵铁柱一拳砸在桌子上，“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
方立功眉头紧锁：“正面封锁越来越严，以往我们通过伪装、贿赂关卡守军零星采购的渠道，基本被切断了。必须尽快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西北垦业公司”的经理（实为情报部门负责人之一）汇报：“我们在平津、绥远甚至河南的一些商业关系，也受到监视和打压，大宗物资运输极其困难，成本增加了数倍，而且风险极大。”
楚云飞沉默地听着，手指在地图上缓缓划过日军封锁线的各个节点，目光深邃。他深知，打破经济封锁，是一场不亚于军事斗争的硬仗，需要更灵活的头脑和更隐秘的渠道。
“鬼子想困死我们，没那么容易！”楚云飞终于开口，声音沉稳而坚定，“军事上，我们有根据地，有枪杆子。经济上，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生命线’！他封他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他站起身，开始部署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的“反封锁”组合拳。
“命令下去！根据地内，立即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
“农业上，扩大开荒面积，抢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如土豆、蔬菜。鼓励百姓养殖家禽家畜。由‘垦业公司’提供种子、农具，并以保护价收购富余农产品。”
“手工业上，大力发展土布纺织、榨油、制皂、烧炭。将‘星火’基地部分非核心的工匠组织起来，生产急需的日用品。尤其是食盐，尝试用土法熬硝的同时，看能否从某些偏远地区的盐碱地想办法。”
“军事工业上，‘星火’基地要加速复装子弹的生产，想办法提高黑火药和简易手榴弹的质量和产量。一切为了保障作战最基本的需求。”
“这是打破封锁的关键！”楚云飞目光锐利地看向“垦业公司”经理和情报负责人。
“启用最高级别的‘鼹鼠’渠道。联系我们在敌占区内部发展的可靠关系，特别是那些有合法身份掩护的商行、运输行甚至伪政府内部人员，采取化整为零、蚂蚁搬家的方式，利用夜色、恶劣天气，通过人背马驮，走最偏僻的山路、河谷，秘密运输最急需的药品、电池、特种钢材、西药原料等。”
“开辟远程贸易线。利用‘垦业公司’的招牌和资金，通过更复杂的中转，比如先向南进入国民党控制区，再辗转至未被严密封锁的西北或华中地区采购物资，然后绕道千里运回。这条路虽远、成本高，但相对安全，可以解决大宗粮食、布匹的需求。”
“发展‘流动商人’。挑选一批胆大心细、熟悉敌情的战士或可靠群众，扮成行商、货郎，用根据地的山货、药材、皮毛等土特产，到敌我交界区或日军控制相对薄弱的城镇，换取食盐、火柴、煤油等紧缺物资。”
“此外，还有两条路。”楚云飞压低声音，“一是‘借’。通过秘密渠道，向活动区域更广、手段更灵活的八路军兄弟部队求助，用我们的银元或多余武器，换取他们能搞到的紧缺物资，特别是药品。此事需极度机密，由我亲自掌握。”
“二是‘抢’！组织精干小分队，化装成日军或伪军，寻找机会，突袭日军戒备相对松懈的小型物资仓库或运输队，以战养战！目标是小、快、灵，打了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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