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初冬，晋西北的寒风凛冽，刮过黄土高原，卷起阵阵沙尘。来自北方关于东北易帜后局势诡谲、日军活动频繁的消息，如同沉重的铅块压在楚云飞心头。历史的车轮正隆隆驶向他所知的那个血腥岔路口，时间，成了最奢侈的资源。他不能再按部就班地训练一支只擅长打内战的军队，必须将未来的、最残酷的敌人——日本陆军，作为假想敌，进行超前且极具针对性的备战。一场在旁人看来颇为“怪异”和“莫名其妙”的军事演习，在楚云飞的强力推动下，于晋西北腹地悄然展开。
作战室内，楚云飞将方立功、赵铁柱以及主要营连长召集起来，墙上挂着的已不再是山西军阀的兵力部署图，而是他凭记忆和零星情报绘制的、标注着日军可能战术特点的示意图。
“诸位，”楚云飞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东北易帜，看似天下太平，实则危机四伏。关东军磨刀霍霍，其野心绝非区区东北可满足。一旦战端开启，我们将要面对的，绝非装备低劣、战术呆板的土匪或国内军阀，而是武装到牙齿、训练有素、战术凶狠且极度残忍的现代化军队！”
他指向示意图：“日军步兵，强调‘白兵主义’（刺刀冲锋），但绝非莽夫。其进攻极具章法：通常以大队乃至联队级炮兵进行猛烈精准的火力准备，摧毁我方工事和火力点；步兵在坦克、装甲车（虽不多，但冲击力强）掩护下，以小队、分队为单位，多波次、多方向交替冲击，极其注重迂回包抄和侧翼攻击；其士兵单兵素质高，射击精准，拼刺凶狠，且深受军国主义毒害，战斗意志顽强，极少投降。”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而我们现在的训练，打打防守、冲冲山头、剿剿土匪还行，若以这种状态迎战日军，必遭惨败！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改变思维，针对日军的战术特点，进行针对性训练！这次演习，就是第一次尝试！”
演习方案由楚云飞亲自拟定，代号“猎狼”。红蓝对抗，蓝军扮演“日军”，由楚云飞直接指挥的精锐教导队担任，装备和战术尽可能模拟日军特点；红军为各主力营轮换担任，演练防御和反制。
演习开始后，许多红军官兵感到极不适应，甚至觉得“憋屈”和“莫名其妙”：
“变态”的火力准备， 蓝军进攻前，并非简单的机枪掩护，而是模拟了日军常用的“炮兵轰完步兵冲”模式。虽然没有真炮，但用炸药包、迫击炮（发射训练弹）、重机枪集火射击，模拟出前所未有的猛烈火力覆盖，要求红军部队在“炮火”下隐蔽、防炮、抢修工事，伤亡判定极其严格。许多习惯了猫耳洞就能防枪弹的老兵，第一次体会到“炮火犁地”的恐怖。
“刁钻”的进攻路线， 蓝军步兵绝不正面硬冲，而是充分利用地形，小群多路，渗透、迂回、侧击，专打指挥部、炮兵阵地、后勤节点，甚至派出小分队模拟敌后破袭。红军往往顾此失彼，防线被撕开多个口子。
“顽固”的防御核心，在防御演练中，蓝军扮演日军守备队，其火力点配置刁钻（侧射、倒打火力点），土木工事坚固，假想配备了掷弹筒和轻机枪，红军以往猛打猛冲的战术撞得头破血流，伤亡惨重。
“残酷”的白刃战， 设定进入肉搏阶段后，蓝军士兵严格按照日军刺杀操典，三人一组，配合默契，突刺凶狠。红军虽然勇猛，但个人拼杀多，配合少，在规则判定下往往“损失”更大。
起初，红军部队怨声载道，认为蓝军“打法太赖”、“不按常理出牌”、“这仗没法打”。一些军官也私下抱怨，觉得楚云飞是“杞人忧天”，把小鬼子想得太厉害了。
楚云飞对此毫不退让。他亲自督导演习，严令裁判组必须按实战标准判定伤亡，毫不留情。每次演习结束，立即召开复盘会，不分官兵等级，畅所欲言，分析得失。
他亲自讲解：“觉得赖？觉得憋屈？这就对了！未来的敌人就是这么打！他们不会跟你讲公平！他们的炮就是比我们多、比我们准！他们的步兵就是比我们训练好、更狡猾！我们现在多流汗，多丢人，就是为了将来战场上少流血，不丢命！”
要求挖掘更深、更坚固、有防炮顶盖和交通壕的防御体系，强调火力点的隐蔽和侧防。
改变密集防守的习惯，兵力兵器前轻后重，纵深配置，避免被炮火一锅端。
加强手榴弹投掷训练（得益于兵工厂的稳定生产），演练小组突击战术，以手榴弹开道，弥补火力和白刃战的不足。
研究以集束手榴弹、燃烧瓶、炸药包对付模拟坦克的方法，并开始秘密设计大型反坦克壕和障碍物。
抽调精锐分队，演练在山地、村落伏击日军车队、小股部队的战术，强调一击即退。
渐渐地，红军部队从最初的挫败和不解中回过神来。他们开始认真研究蓝军的战术，琢磨破解之道。官兵们的战术思维悄然发生变化，更加重视火力、工事、协同和应变。演习场上，虽然依旧“伤亡”惨重，但对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有章法。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