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高脚椅普及后，跪拜逐渐带有卑微之意，作揖才是得体的礼节。这是因为唐宋以前人们都席地而坐，跪拜只是挺直上身行礼，双方都要回礼。秦汉后虽然君臣有别，但皇帝仍要起身答礼。直到椅子普及，从椅子上起身下跪才显出尊卑之别。
元代开始，这种带有屈辱性质的跪拜礼又被强行推广。史书记载：汉朝时皇帝要为丞相起立，晋唐时君臣都坐着议事，宋朝开始站着，元朝改为跪拜，后世沿袭。元朝规定下级见上级必须行跪拜礼。
明朝时期，朱氏王朝延续了这一陈规，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级官员相见，则位卑者行大礼，位尊者安坐受礼，有公务则需跪禀。
这种等级分明的制度在清代更是登峰造极，不仅大臣奏事要跪，连皇帝下旨时群臣也必须跪听。
《瞑庵杂识》记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位极人臣，门生请教为官之道，他直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六字真言成为清代官场生存法则。
朱慕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宋代以后的跪拜礼实质上是统治者缺乏自信的表现，常见于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的王朝。
正是由于这种不自信，统治者才需要通过臣子的卑躬屈膝来彰显权威，通过严苛的礼制和思想控制来维持统治。
元代开此先河，清代则将其发挥到极致。清代士大夫早已丧失宋代文人的气节，甚至以能在皇帝面前自称为荣。
自元朝起，跪拜礼原有的敬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下位者自我贬低的意味。
清末开明人士对此强烈反对，谭嗣同曾痛斥清廷以繁复跪拜之礼摧折士人节气，以严苛文字之狱禁锢思想言论。
另有士人批评道：近来士风日下，官员日益骄横，以致阿谀逢迎成风，婚丧嫁娶皆行重贿，立碑建祠极尽谄媚，跪拜之礼习以为常。
至于明朝，朱慕认为这与朱元璋的出身有关，加之元朝旧制的影响。他感觉朱元璋骨子里透着不自信，这种心态在其登基后愈发明显——诛杀功臣、沿袭元制、大兴 皆是明证。
朱元璋对百姓的体恤，既有巩固统治的考量，也包含着阶级认同。
但明朝自朱元璋之后，跪拜礼逐渐宽松，不似元清两朝严苛，这说明朱氏子孙已无出身自卑。
作为穿越者，朱慕充满自信，甚至有些过度。尽管他刻意收敛，但那种超越时代的优越感仍会不经意间流露。
朱慕身上那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反而让人更愿意信任他、追随他，这绝非仅仅是系统的加持。
在这个汉人备受压迫近百年的时代，一个骨子里充满自信的汉人，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古人云：“礼者，时为大。”
礼仪的根本在于顺应时势。
因此，朱慕认为，既然跪拜之礼已带有强烈的尊卑意味，废除便是理所当然。
阶级只代表身份差异，皇帝高于大臣，大臣高于百姓——但在人格上，众生平等。
礼仪应当表达的是尊重，而非尊卑！！！
朱慕多次公开主张废除跪拜之礼，如今胡惟庸却在他面前来这一套，他没当场踹翻这家伙，已是给足面子。
胡惟庸见自己拍错了马屁，顿时慌了神，脸色涨红，猛地跳起来喊道：
“大帅英明！咱们汉人跪得太久了，连我都忘了站直的滋味，一见大帅威严，便不由自主跪下。但我想，若有一天大帅得了天下，必会让汉人挺直腰杆，不再屈膝！那便是天下汉人站起来的一刻！大——帅——威——武——！！！”
“大帅威武！！！”
又是一阵山呼海啸。
朱慕暗暗惊讶，这胡惟庸反应极快，口才了得，还善于揣摩人心，难怪历史上死得那么惨！（胡惟庸：草！一种植物。）
小插曲过后，朱慕入城，军队则前往城外大营休整。
次日，大帅府中。
朱一、郭英前来拜见，同行的还有一名黑脸矮壮的汉子。
“你叫方国珍？”朱慕打量着对方，内心毫无波澜。
作为朱重八的弟弟，他早已习惯身边围绕历史名人，见怪不怪。
“末将方国珍，见过朱大帅。”
矮壮汉子抱拳行礼。
朱慕大笑起身，高大的身形给方国珍带来压迫感，但他脸上的笑容又让这份压力消散无形。
“我听朱一、郭英说，此次攻打浙江，方兄弟立下大功，我朱慕感激不尽。”
方国珍连忙道：“朱将军和郭将军皆是豪杰，一路势如破竹，末将只是略尽绵力，不值一提。大帅切莫称我为兄弟，末将如今是朱将军麾下，大帅便是主公，尊卑不可乱。”
方国珍言辞谦逊，称朱一、郭英为豪杰。
但朱慕心里清楚，此人同样不凡。
在史书记载里，这位浙江豪杰总能在朝廷与义军间左右逢源，更神奇的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官位反倒节节高升，最终竟坐上了元朝江浙行省参政的宝座。
这般能耐，足见其过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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