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9日，上午九时四十分，沈阳皇姑区机床厂办公楼
李振邦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林锋没有催促，只是收回桌上的《入城布告》，安静地等着。窗外传来零星的喧哗——厂区停电后，工人们自发聚集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警卫排的士兵握着枪，双方对峙着。没有枪声，但空气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
“李处长。”林锋把布告揣回怀里，“你刚才说，厂里三百多号工人，还有警卫排三十三个弟兄。这话说了一半，另一半你没说。”
李振邦抬起头，眼神里还残留着惊惶。
“你没说的是，”林锋看着他的眼睛，“这三百多号人里，有多少是从‘九一八’就在厂里的老人，有多少是当年被日本人从关内骗来的劳工，有多少是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拉去当兵、女儿被弄进纱厂就再没回来的。他们凭什么替你们这些当官的陪葬？”
这话像锥子，刺破了李振邦最后那层薄薄的自我保护。他嘴唇翕动，半晌才挤出一句：“我……我对不住他们。”
“这话你留着，等会儿亲自对他们说。”林锋侧身，让出窗前的空位，“现在，该你出去了。”
李振邦艰难地站起来，双腿像灌了铅。走到门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那张坐了五年的椅子，桌上那盏黄铜台灯，窗台上那盆早就枯死的文竹。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林锋跟在后面。王栓柱从走廊拐角闪出来，低声道：“队长，张排长带着几个人堵在楼梯口。”
“让他过来。”
楼梯口的脚步声杂沓而迟疑。张排长走到李振邦面前，手里的冲锋枪枪口垂向地面。他身后跟着四个士兵，都绷着脸。
“处长……”张排长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
李振邦没说话，只是伸手。张排长愣了一瞬，把腰间的枪套解下来，连同里面那支李振邦惯用的勃朗宁一起递过去。
李振邦接过枪套，又把它塞回张排长手里。
“从现在起，这支枪归你管。”他说，嗓音干涩但稳住了，“老张，你跟了我五年，我没亏待过你。今天这事，我不逼你。你愿意跟着走，咱们就一起把厂子保下来；你不愿意，现在就把我铐了，送去城防司令部，还能领赏钱。”
张排长没动。他身后那个年轻士兵——就是早上哭着说老娘病了的那个——突然闷声开口：“处长，我不去。我娘还在城里，我不想让她当寡妇。”
张排长回头瞪他，年轻士兵梗着脖子不躲。过了几秒，张排长肩膀塌下来，长叹一声。
“处长，你这话就伤人心了。”他把枪套别回腰间，转身对那四个士兵挥挥手，“下去告诉弟兄们，枪口朝下，别对着工人。谁要是这时候犯浑，别怪我姓张的不讲情面。”
士兵们小跑着下楼。张排长又转向林锋，上下打量了一番。
“长官，我有个事儿想问明白。”他直愣愣地说，“我们这些当兵的，就算今天不炸厂，以前跟着国民党干的那些事，解放了，算不算账？”
林锋看着他。这是个三十出头的壮年汉子，脸上有道旧疤，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擦枪油的黑印。
“你是哪年当的兵？”
“三十二年。”张排长答，“伪满时候给日本人当过两年铁路巡警，光复后跟着李处长干警卫。”
“杀过人没有？”
张排长沉默片刻：“杀过。去年城防司令部押来三个学生，说是在街上发传单的，李处长让我去当行刑队，我……我开了枪。”
王栓柱的手按上枪柄，林锋用眼神止住他。
“那时候你是兵，你得听命令。”林锋说，“现在是1948年，沈阳快解放了。你面前有两条路——继续听旧命令，还是听你自己心里那道命令。”
张排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许久，他把冲锋枪的保险关上，枪口彻底指向地面。
“处长，咱们去厂门口吧。”他说，“工人那边还闹着，得有人说话。”
上午十时十五分，机床厂厂门口
广场上聚集的人比林锋预想的更多。除了本厂的工人，附近两座小厂的人也闻讯赶来，黑压压站了一片。有人举着临时写的标语，有人推着独轮车、板车——不是要抢东西，是把自家的破车推来，准备随时往外运机器。
刘永昌站在人群最前面，身后是陈师傅、老王头等十几个老工人。看见林锋和李振邦走出来，刘永昌抬手示意，喧嚣声逐渐平息。
“李处长。”刘永昌开口，声音不大，但广场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楚，“我在这厂里干了三十二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在，日本人走的时候我还在。光复那年，工友们都说，可算熬出头了。结果呢？”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举过头顶——是一张揉皱的、盖着红印的文件。
“这是昨天下午，警卫排的人在厂门口贴的。”刘永昌的声音开始发抖，“拆运重要机件，紧急疏散在厂人员。拆运？拆运就是拆机器、运废铁！紧急疏散？疏散完了厂子呢？炸了！三十多年，我从二十岁熬到五十二岁，就换来一张炸厂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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