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能办到。”刘永昌点头，“警卫排里有个副班长姓张，是河北人，跟我还算能说上话。他老母亲去年死了，都没能回去奔丧，心里一直有怨气。”
“就从这个人入手。”林锋说，“不急着让他倒戈，就是让他心里有想法。一旦人心浮动，李振邦的命令就不好使了。”
计划确定下来。几个老工人分头去准备，林锋留在刘家，继续完善细节。
窗外天色完全黑了。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吠声，还有隐约的汽车引擎声——大概是国民党军的巡逻车。
同一时间，铁西区发电厂医务室
沈寒梅终于见到了总工程师陈树人。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花白，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很亮。他坐在医务室的椅子上，张大夫正在给他量血压。
“陈工，您这血压又高了。”张大夫叹气，“不能再熬夜了。”
“厂里这个情况，我能睡得着吗？”陈树人苦笑，“孙处长今天又来找我，逼我签字同意停机检修——什么停机检修，分明是要找借口破坏机组。”
张大夫左右看看，压低声音：“陈工，这位是沈大夫，从外面来的。她有话跟您说。”
陈树人警惕地看向沈寒梅。
沈寒梅从药箱里拿出一个药瓶，放在桌上：“陈工，这是给您带的胃药。另外，还有人托我给您带句话。”
“谁？”
“城外的人。”沈寒梅直视着他的眼睛，“他们说，知道您想保住电厂，知道您是个有骨气的技术专家。他们还说，新中国需要您这样的专家，需要这座电厂。”
陈树人的手指微微颤抖。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你是……共产党？”
“我是医生。”沈寒梅没有正面回答，“但我确实是从城外来的。陈工，时间不多了。孙处长已经在主控室堆放炸药，一旦命令下来，整个电厂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废墟。”
“我知道。”陈树人的声音沙哑，“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一个搞技术的，手无寸铁，警卫处三十多条枪指着……”
“您有工人。”沈寒梅说，“厂里三百多个工人，大部分都听您的。还有张大夫这样的中层干部，还有锅炉房的老王、配电室的小李……他们都想保住电厂，只是缺一个带头人。”
陈树人沉默了许久。医务室里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
“你需要我做什么？”他终于开口。
“第一，摸清炸药的具体位置和引爆方式。”沈寒梅说，“第二，组织可靠的工人，成立护厂队，随时准备控制关键岗位。第三，在必要的时候，配合城外的行动。”
“必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当您听到炮声的时候。”沈寒梅说，“那将是总攻开始的信号。到那时，您要做的就是在第一时控制主控室，切断炸药的引爆线路。”
陈树人站起身，在狭小的医务室里踱步。走了几个来回后，他停在窗前，望着外面漆黑的厂区。
“我干了一辈子电力。”他喃喃道，“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在这里。日本人时期忍辱偷生，国民党来了继续干……我就想啊，总有一天，这些机器能真正为咱中国人发电。”
他转过身，眼睛里闪着光：“沈大夫，你回去告诉城外的人。我陈树人，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住电厂。但要我做什么，得有计划，不能蛮干。”
“我们有计划。”沈寒梅从药箱夹层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这是联络方式。每天晚上八点，厂区后门的垃圾堆旁边，会有人跟您联系。他会告诉您具体的行动步骤。”
陈树人接过纸条，看了一遍，然后划燃火柴，把纸条烧成灰烬。
“我记住了。”
晚上七点，大东区老刘茶馆后院
李文斌见到了兵工厂工会主席老周。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身材敦实，手上满是老茧。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李同志，情况不妙。”老周开门见山，“厂里库存的成品武器，已经被运走一大半了。都是半夜偷偷运的，连长步枪带子弹，装了十几卡车。”
“运到哪里去了？”
“不清楚。”老周摇头，“但肯定不是往城防工事运——要是补充前线，应该大张旗鼓才对。这么偷偷摸摸的，八成是当官的想私吞。”
李文斌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卡车：“今天上午还有车出去。”
“对，那是最后一批了。”老周说，“现在厂里剩下的，主要是一些重型设备和半成品。但处长王麻子——就是管生产的那个——已经下令，让工人把关键机床拆解装箱，说是要‘转移’。”
“工人们听他的？”
“不听能咋办？”老周苦笑，“警卫连的枪顶着呢。不过我们也有对策——拆是拆了，但关键零件‘不小心’弄丢几个，螺丝‘刚好’滑丝了，线路‘莫名其妙’断了……反正就是拖，拖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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