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日，清晨六点。
东北野战军总部，作战室。
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东北作战态势图，红色箭头如利剑般指向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方向。地图前，几名高级指挥员正低声讨论着，林锋站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份刚送来的敌情通报。
“……长春守敌近期有突围迹象，”作战参谋指着地图上长春外围的蓝色防线，“根据地下同志传出的情报，郑洞国已经三次向沈阳求援，蒋介石严令廖耀湘兵团必须打通与长春的联系。”
“廖兵团现在什么位置？”
“在新民、彰武一带集结，兵力约十万，全是美械装备。他们如果全力东进，咱们围困长春的部队压力会很大。”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首长转过身，看向林锋：“林锋同志，你们特种作战教研室，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林锋走到地图前，手指从长春缓缓向西移动，停在了一个叫“法库”的小县城上：“首长，我认为，不能被动等待廖兵团来攻。我们应该主动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分兵。”
“说具体点。”
“法库，”林锋的手指敲在地图上，“这里距离沈阳只有七十公里，是沈阳西北方向的重要门户。如果这里遭到我军‘大规模进攻’，沈阳的卫立煌会怎么想？”
作战室里安静了几秒。
“他会认为我们要打沈阳？”一位参谋说。
“至少会认为我们在试探沈阳的防御，”林锋说，“而廖耀湘兵团的任务是确保沈阳安全，同时打通与长春的联系。如果沈阳受到威胁，卫立煌很可能要求廖兵团分兵回援——至少是部分兵力。”
老首长眯起眼睛：“你的意思是，在法库方向搞一次佯攻？”
“不是佯攻，是佯动，”林锋纠正道，“动静要大，架势要足，但要控制在营级规模。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占法库，而是让敌人相信，我军主力有向沈阳逼近的意图。”
“怎么让敌人相信？”
林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昨天技术顾问班绘制的法库城防图。绘图员刘文彬同志，曾经参与过法库防御工事的验收工作。”
地图在桌上铺开。法库的城墙、碉堡、火力点、驻军位置标注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哪些工事是豆腐渣工程、哪些地段防守薄弱都有备注。
“好图！”老首长赞叹，“这个刘文彬，是个宝贝。”
“不止他一个，”林锋说，“我们还有无线电专家赵有福同志，他熟悉国民党军的通讯加密方式。如果能让他在法库外围‘无意中’泄露一些假电报……”
“假电报？”
“对，”林锋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用缴获的敌军电台，模拟我军某纵队的通讯信号，发出‘请求炮火支援’、‘弹药告急’、‘请求友邻部队向沈阳方向迂回’之类的假情报。敌人的监听站收到后，会怎么判断？”
作战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声东击西，”老首长缓缓点头，“用一个小营的兵力，制造一个纵队级别的动静。同时，真正的杀招呢？”
林锋的手指从法库向北移动，停在了一个叫“三面船”的地方：“这里，辽河渡口。廖兵团如果要东援长春，这里是必经之路。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制造一点‘麻烦’，哪怕只是炸掉几座桥、埋设一些地雷，都能进一步迟滞他们的行动。”
“需要多少兵力？”
“一个加强连，配属爆破和技术小组，”林锋说，“但必须是最精锐的部队，要能在敌后独立作战一周以上。”
老首长沉默了片刻，目光扫过地图，又看向林锋：“这个计划，你亲自负责？”
“我建议由陈启明同志带队执行辽河破袭任务，”林锋说，“他熟悉国民党军的作战风格，而且刚刚完成对技术顾问班的整合。至于法库方向的佯动……”
“你来，”老首长拍板，“带你的教研室骨干去。记住，动静要大，伤亡要小。我要的是敌人相信我们在打沈阳的主意，不是真要你们去攻城。”
“明白！”
“多长时间准备？”
“三天，”林锋说，“我需要调动技术顾问班的人员和设备，还要和法库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
“好，给你三天。”老首长站起身，“这次行动代号‘惊雷’。法库佯动是‘雷声’，辽河破袭是‘闪电’。我要让卫立煌和廖耀湘，既听到雷声，又看到闪电，就是不知道雨会下在哪儿！”
“是！”
上午八点，林锋回到教研室大院。
院子里已经是一片忙碌景象。赵有福带着几个学员在调试那台改造的电台，天线架在屋顶，像一只伸向天空的手。孙老四正在检修两辆刚缴获的卡车，发动机零件摆了一地。刘文彬在教室里埋头画图，桌上堆满了草稿纸。
“全体集合！”
林锋一声令下，不到三分钟，教研室全体教员、学员、技术顾问班成员共一百二十七人，整整齐齐站在院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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