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太又坐在了门槛上。
深秋的风卷着落叶，打着旋儿掠过巷口，掀起她鬓角的白发。她穿了件深蓝色的斜襟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攥着个毛线团，竹制的棒针在指间迟钝地穿梭，却半天也没织出一寸来。
门槛是青石板的，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像块浸了油的玉。赵老太坐在这儿的时间，比这门槛的年纪还要长——从她还是梳着麻花辫的赵姑娘，到如今成了街坊邻里口中的“赵老太”，这道门槛承托了她大半生的重量，也映着她望眼欲穿的影子。
巷口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光秃秃的树枝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赵老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望向巷口的尽头，那里是通往大街的路，也是他走的那天，消失的方向。
“阿峥啊，该回来了……”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风拂过枯草，“你看这月亮，又圆了……”
今天是十五，月亮确实圆，清辉铺满了整条巷子，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孤单地趴在青石板上，像一道擦不去的痕。
她在等陈峥。
陈峥是她的丈夫，走的时候，还是个穿着军装的挺拔青年，眉眼清朗，笑起来左脸颊有个浅浅的梨涡。那天也是个十五，月亮也这么圆，他站在这道门槛上，替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说：“等我回来，咱就生个大胖小子，我带你们去看天安门。”
他的手粗糙，带着枪茧，却暖得像揣了个小太阳。赵老太当时红了脸，把亲手绣的平安符塞进他兜里，针脚密密匝匝，缝进了她没说出口的牵挂。
“去吧，注意安全。”她就说了这一句，看着他转身，背影融进月光里，一步三回头。
她以为，这只是无数次分别里的一次。就像他以前执行任务，去去就回，回来时总会带块水果糖，剥开糖纸塞进她嘴里，甜得她眯起眼睛。
可这次，他没回来。
起初是等信。部队寄来的信，字里行间都是“一切安好”“勿念”，她把信读了又读，直到每个字都刻在心里，才小心翼翼地收进樟木匣子，垫在他那件没带走的蓝布衫底下。
后来，信也断了。
再后来，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站在她家门口，表情肃穆得让她心慌。领头的那个，声音艰涩地说：“陈峥同志……在任务中牺牲了。”
“牺牲”两个字，像两块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她心上。她没哭，也没闹，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看着他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看着他们把一个覆盖着红旗的盒子递过来。
那盒子沉甸甸的，压得她手都在抖。
街坊邻居都劝她：“老太，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她摇摇头，把盒子抱进里屋，放在炕头最显眼的地方。每天擦一遍，擦得红漆发亮，像他走时擦亮的皮鞋。
她总觉得，他没走。
就像以前他藏在门后吓她，就像他趴在墙头上给她递野果子，他只是在跟她躲猫猫，躲够了，就会笑着跳出来，喊她一声“丫头”。
所以她每天都坐在这道门槛上，织他的毛衣。
他走时穿的那件，袖口磨破了，她想给他织件新的，厚实点的，冬天穿暖和。线是她一点点攒钱买的，藏蓝色，跟他军装一个色。她眼神不好了，线总缠在一起，棒针也总戳到手指，血珠滴在毛线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像极了他军功章上的红。
“阿峥啊，你看你，总说我毛手毛脚。”她用袖口擦了擦手指，对着空气笑，“等你回来了，可得好好教教我。”
巷口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叮铃铃的，像极了他以前骑的那辆二八大杠。赵老太猛地直起身子，眼睛里瞬间有了光，紧紧盯着巷口。
骑车的是隔壁的小虎子，刚放学回来，看到赵老太，喊了声：“赵奶奶好！”
“哎，好，好……”她应着，眼神又暗了下去，重新低下头，手里的棒针半天没动一下。
小虎子的奶奶跟在后面，叹了口气：“老太，天凉了，回屋吧，别冻着。”
“再等等，”赵老太摇摇头，“阿峥说，他认路，月亮这么亮，他能找着家。”
小虎子奶奶没再劝，只是从兜里掏出个烤红薯，塞到她手里：“刚出炉的，热乎，垫垫。”
红薯的热气透过粗布棉袄渗进来，暖了手心，却暖不了心里的寒。赵老太捧着红薯，想起陈峥以前总在冬天给她烤红薯，在灶膛里埋得恰到好处，外皮焦脆，里面的瓤甜得流油。他自己不吃，就看着她吃，眼神里的笑比红薯还甜。
“阿峥烤的红薯，比这个还甜……”她咬了一小口，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红薯皮上，洇开一小片湿痕。
她很少哭。陈峥走后的这些年，她好像把眼泪都哭干了。可每次想起他，想起那些带着甜味的日子，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夜深了，巷子里的人渐渐少了。风更凉了，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赵老太的手脚都冻麻了，可她还是不肯回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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