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初秋，太行山下的风终于吹散了战争的硝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了千家万户，马家沟的村民们敲锣打鼓，把藏了多年的红绸子挂在了村口的老槐树上。可欢腾的声浪里，却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霾——那些被日军随意丢弃的毒气弹，像一颗颗埋在土地里的毒瘤，在和平的岁月里，悄然啃噬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
马根生是马老汉的小儿子，当年父亲撬开那个墨绿色铁桶，被毒气熏倒的场景，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噩梦。父亲死后，母亲和两个哥哥也因为吸入残留毒气，落下了终身不愈的咳喘病，每到阴雨天，喉咙里就像塞了一团破布，咳得撕心裂肺。根生侥幸躲过一劫，却从此成了村里的“守毒人”，每天扛着锄头，在山里巡查那些可能藏着毒弹的角落，用红漆在石头上做标记，提醒乡亲们远离。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根生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是邻村的二愣子，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手里攥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根生哥……俺……俺闯祸了！”
根生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拽过二愣子手里的东西——那是一截被炸碎的毒气弹残片，上面还沾着暗黄色的液体，一股熟悉的刺鼻臭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你从哪捡的这个？”根生的声音发紧，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
二愣子哭丧着脸，指了指村西的河滩：“俺……俺去摸鱼，看见河底有个铁桶，以为是装银元的，就拿石头砸开了……俺不知道是那要命的东西啊！”
根生的心沉到了谷底。村西的河滩是村里的水源地，孩子们夏天常在那里摸鱼游泳，大人也会去挑水浇地。他顾不上骂二愣子，抓起墙上的铜锣，就朝着河滩的方向狂奔，一边跑一边敲：“乡亲们！别去河滩！毒弹漏了！快躲远点！”
铜锣声尖锐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村民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脸上满是惶恐。根生跑到河滩时，只见河面上飘着一层淡黄色的油膜，几只喝了河水的鸭子，正瘫在岸边抽搐，羽毛脱落，皮肤溃烂得露出了红肉。
“快！把河滩围起来！”根生大喊着，和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一起，搬来石头和树枝，在河滩四周筑起一道简陋的屏障。他又让人赶紧去镇上找卫生院的医生，自己则蹲在河边，看着那片浑浊的河水，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这不是第一次了。抗战胜利后的这些年，村里隔三差五就会有人碰到毒弹。有人在开荒时，锄头挖到了埋在土里的铁桶，当场就被熏晕；有人在砍柴时，捡到了生锈的弹壳，拿回家把玩，没过几天就浑身起水泡；还有孩子在山里捉迷藏，误碰了毒弹残片，落下了终身残疾。
卫生院的医生赶来了，带来了几箱消毒水和纱布。可面对芥子气的残留毒性，这些东西根本无济于事。医生只能反复叮嘱大家，不要靠近河滩，不要喝河里的水，更不要碰那些铁疙瘩。可看着自家的菜地旱得裂开缝，看着水缸里的水越来越少，村民们急得直跺脚，却又束手无策。
祸不单行。三天后，村里的小学里，有五个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起红疹，疼得在地上打滚。老师慌了神，连忙把孩子们送到卫生院，一检查，竟是芥子气轻度中毒。原来，孩子们趁着课间，跑到河滩边玩，用沾了河水的手揉了眼睛。
看着病床上孩子痛苦的模样，根生的眼睛红了。他想起了父亲临死前，皮肤溃烂得不成样子，嘴里反复念叨着“鬼子害人”；想起了母亲和哥哥们，每到夜里就咳得无法入睡；想起了这些年，村里因为毒弹而死去的乡亲们。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一股难以言喻的恨意，在心底翻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根生在村民大会上，拍着桌子大喊，“这些毒弹不清理干净，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遭殃！”
可清理毒弹，谈何容易。那些毒气弹，有的埋在地下几米深，有的泡在河底淤泥里，有的被炸成了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更要命的是，没有专业的防护设备，没有处理毒弹的技术，贸然动手，只会白白送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县里来了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他们是省里派来的化学武器处理专家。专家们拿着仪器，在村里的河滩、山里、田埂上反复检测，脸色越来越凝重。为首的王教授，看着检测报告，叹了口气：“这里的土壤和水源，都被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污染了。这些毒弹的残留毒性，至少还能持续上百年。”
村民们倒吸一口凉气。上百年，那是多少代人的时光？难道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背着“毒村”的名号，永远活在恐惧里吗？
“大家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王教授看着大家绝望的眼神，郑重地说，“国家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化学武器处理部队，我们会用专业的手段，把这些毒弹挖出来，运到安全的地方销毁。不过，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大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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