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深冬，重庆的雾气比往年更浓。寒风卷着碎雪，刮过断壁残垣间的缝隙，发出呜咽般的声响。自1938年日军首次轰炸起，这座山城已经在炮火中熬了四年。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只剩下半截歪斜的路灯、烧得焦黑的梁柱，还有随处可见的弹坑。坑洼的石板路上，厚厚的积雪混着褐色的血渍，冻成了坚硬的冰碴。
家住李子坝的教师陈敬之，正领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一间被炸塌了一半的祠堂里上课。祠堂的屋顶破了个大洞，寒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却还是挺直了小身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黑板是陈敬之用木炭在断墙上涂黑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勿忘国耻。
“同学们，跟着我念，”陈敬之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孩子们的声音参差不齐，却响亮得震落了房梁上的积雪。他们的小脸冻得通红，有的孩子手上还裂着血口子，有的孩子脚上穿着露出脚趾的草鞋，可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怯懦。
陈敬之看着这群孩子，眼眶微微发热。四年前，他还是重庆一所中学的国文老师，日军的炸弹炸毁了学校，也炸死了他的妻子。那天，妻子正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去学校送棉衣，一枚燃烧弹落在了校门口，熊熊烈火吞噬了一切。陈敬之赶到时，只捡到了女儿一只烧得变形的银手镯。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在废墟里收留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没有课本，他就用捡来的废纸抄写课文；没有笔，他就教孩子们用木炭在地上写字；没有桌椅，孩子们就坐在冰冷的石板上听课。他知道，这些孩子是重庆的希望，是中国的希望。只要这些孩子还在，只要他们还能读书识字，日军就永远打不垮这座城市。
突然，一阵尖锐的防空警报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
“飞机来了！快躲起来！”陈敬之脸色一变，立刻放下粉笔，大声喊道。
孩子们训练有素地站起身，没有丝毫慌乱。他们有的钻进祠堂后面的地窖，有的躲进堆满断梁的墙角，有的则跟着陈敬之，跑到祠堂外的防空壕里。这些年的轰炸，让他们早就养成了闻警报而动的习惯。
陈敬之最后一个钻进防空壕，刚蹲下身子，就听到了头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刺耳，像是无数只野兽在咆哮。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轰隆！轰隆！”
炸弹落在不远处的山坡上，泥土和碎石像雨点一样砸在防空壕的盖板上，震得人耳膜生疼。孩子们吓得紧紧抱在一起，却没有人哭出声。陈敬之将孩子们护在怀里，抬头望向防空壕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天幕上，十几架日军轰炸机像黑压压的蝗虫，正肆无忌惮地倾泻着炸弹。
爆炸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祠堂的墙壁被震得摇摇欲坠，几块碎石掉了下来，砸在陈敬之的肩膀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死死咬着牙，不肯松开护着孩子的手臂。
终于，飞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防空警报的解除声凄厉地响起。
陈敬之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着对孩子们说：“好了，小鬼子走了，我们回去上课。”
可当他领着孩子们走出防空壕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猛地一沉。
祠堂的另一半屋顶，已经被炸弹炸塌了。黑板所在的断墙，也裂开了一道长长的缝隙。孩子们的石板座位，被碎石埋了大半。寒风卷着雪沫子，灌进残破的祠堂，发出呜呜的声响。
一个名叫小石头的孩子，突然指着断墙，哭着喊道：“陈老师，我们的黑板……我们的黑板碎了！”
陈敬之顺着小石头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块用木炭涂黑的断墙，已经裂成了两半，上面的“勿忘国耻”四个字，也变得残缺不全。
孩子们看着破碎的黑板，一个个红了眼眶。这是他们唯一的黑板，是他们读书识字的希望。
陈敬之的喉咙一阵发紧，他蹲下身，摸了摸小石头的头，又看了看其他孩子，声音坚定地说：“没关系，黑板碎了，我们可以再做一块。墙塌了，我们可以再修。只要我们还在，只要我们还想读书，小鬼子就永远毁不掉我们的学堂！”
说完，他转身走进废墟，开始徒手扒拉那些碎石和断梁。孩子们愣了几秒，也纷纷跑了过去，有的搬石头，有的捡木板，有的则用小手清理地上的积雪。寒风凛冽，他们的手上很快就冻出了冻疮，可没有一个人喊疼，没有一个人退缩。
附近的居民听到动静，也纷纷赶来帮忙。他们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拿着铁锹，有的则提着自家仅存的几块木板。大家默默地干活，没有人说话，只有铁锹铲土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废墟上回荡。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将一捆晒干的茅草递给陈敬之，哽咽着说：“陈老师，这茅草是我家过冬的，你们拿去补屋顶吧。孩子们不能冻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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