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的辽南，秋意已经浸进了每一寸泥土。平顶山脚下的村子，偎在连绵的丘陵里，像一块被晒得暖融融的土疙瘩。村口的老槐树，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就簌簌地落，飘在土路的车辙里，飘在农家的茅草屋顶上，飘在田埂上那片还没来得及收割的高粱地里。
高粱红了，沉甸甸的穗子低着头，像是在酝酿着一场丰收的喜悦。村里的烟囱，早早地就冒出了炊烟，淡青色的烟柱，在晨雾里慢慢散开，混着灶台上玉米饼的焦香，还有猪圈里猪崽的哼唧声，织成了一幅最寻常的东北农家图景。
李老根蹲在自家门槛上，吧嗒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映着他黝黑的脸。他的脚边，放着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刀刃上还沾着早上割草时带回来的露水。不远处，儿媳正领着孙女小凤，在院子里剥玉米。小凤才六岁，梳着两条羊角辫，手里攥着一根玉米棒子，啃得满脸都是玉米粒，时不时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
“爹，晌午想吃啥？”儿媳直起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要不蒸点红薯，再贴一锅玉米饼子？”
李老根吐出一口烟，笑了笑：“中，再熬碗茄子汤，就着吃。”
他的目光，望向了村外的土路。这条路，连着山外的镇子，平日里，常有货郎挑着担子路过，吆喝着卖些针头线脑、糖果点心。小凤最喜欢围着货郎的担子转，吵着要糖吃。可这几日，路却显得格外冷清，连个过路人都没有。
“爹，听说山那边不太平？”儿媳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昨天隔壁王二婶说，她娘家那边，来了不少穿黄皮子的日本兵，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
李老根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嘬了一口烟，没说话。自从日本人占了东北，这样的消息，就没断过。今天听说哪个村被烧了，明天听说哪个镇被抢了，人心惶惶的。可平顶山是个小村子，偏僻得很，平日里连官军都很少来，他总觉得，那些糟心事，离自己还远。
“怕啥？”李老根磕了磕烟袋锅，“咱们就是种地的老百姓，不惹事，谁还能找上门来？”
话虽如此，他的心里，却还是隐隐有些不安。风里，好像带着一股不一样的味道，不是玉米的香，也不是炊烟的暖，而是一种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腥气。
这种不安，在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变成了一场灭顶之灾。
先是村口传来了一阵刺耳的汽车轰鸣声。那声音，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撕破了村子的宁静。李老根放下烟袋，站起身，朝着村口的方向望去。只见几辆军用卡车，卷着漫天的尘土，朝着村子驶来。卡车的车厢里，站满了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兵，他们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脸上的表情，狰狞得吓人。
“不好！”李老根心里咯噔一下，他猛地转身，朝着院子里喊，“快！躲起来！都躲起来！”
儿媳吓得脸色惨白，一把抱起小凤，就往屋里跑。李老根则冲进柴房，想要找个藏身的地方。可一切都太晚了。
日军的卡车，停在了村口。车门“哗啦”一声被拉开，日本兵们像一群饿狼，嗷嗷叫着冲了下来。他们端着步枪，踹开村民家的门，砸烂窗户，嘴里喊着生硬的中文：“出来！统统出来！皇军要检查！”
村子里，瞬间炸开了锅。哭喊声、叫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混着日军的皮靴声，响成了一片。李老根还没来得及躲进柴房，就被两个日本兵揪住了衣领。他挣扎着想要反抗，却被枪托狠狠砸在了背上。剧痛袭来，他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
“老东西，老实点！”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骂道，用刺刀顶着他的后背，“走！到村口的空场上去！”
李老根被押着，踉踉跄跄地朝着村口的空场走去。他看到，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被日军驱赶着，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婴儿的妇女，有光着脚丫的孩子。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小凤被儿媳抱在怀里，吓得哇哇大哭。她伸出小手，朝着李老根的方向喊：“爷爷！爷爷！我怕！”
李老根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他想冲过去，抱抱孙女，可身后的刺刀，却逼着他往前走。
空场上，已经挤满了人。李老根粗略地数了数，足有三千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瑟瑟发抖。日军的机枪，架在了空场四周的土坡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百姓。
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军军官，走到人群面前。他手里拿着一把指挥刀，刀鞘上的铜扣，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他用生硬的中文，大声吼道：“你们村里，有抗日的‘匪贼’！交出来！不交出来，统统死啦死啦的！”
人群里，一片死寂。只有孩子的哭声，在秋风里回荡。
抗日的匪贼？李老根懵了。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平日里连鸡都不敢杀，哪里来的什么匪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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